2025年12月22日，由中国文化书院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联合发起的“慈善文化百人会讲”第五讲在杭州举行。

本次会讲以“爱与生命的成长”为主题，由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先生作为主讲嘉宾，中国文化书院陈越光院长、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教授老麦作为对谈嘉宾，围绕当代社会中爱、关怀与人的成长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来自MPS院友、公益组织、高校及社会各界的师生与青年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真诚而热烈。刘擎教授以“爱与人的成长”为题，分享了他近年来在政治哲学与爱情哲学之间的思考路径。

01 从政治谈起 爱并非“不务正业”

刘擎教授首先回应了一个常见的疑问：作为政治学者，为什么会研究爱情？在日常理解中，政治常被简化为权力斗争、利益博弈与制度运作。但在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治的核心并不在于权力，而在于“共同生活”。

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并非因为人好斗或好争，而是因为人只能在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政治，就是研究人如何生活在一起，以及应当如何生活得更好。

最大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或世界政治，而最小的、非血缘、自愿形成的共同体，正是爱情关系。因此，对爱情的思考并不是政治学的偏离，而是对“共同生活”这一问题的延伸。

02 人是未完成的存在

在刘擎教授看来，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未完成性”。动物一出生，其生命形态基本已经确定；而人一生都处在“成为”的过程中。人的存在并非固定状态，而是一种持续展开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人无法脱离共同生活而存在。离开城邦、家庭、亲密关系与社会网络，人不仅在生存上受限，更在意义上无法完成自身。人的成长，既是能力与成就的累积，也是品格、关系与价值感的形成。

03 现代社会的断裂：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刘擎教授指出，现代社会发生了一个深刻转变：从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转向高度流动的陌生人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与“做了什么事”紧密相连。品格、声誉、信任需要在长期相处中被认识与确认。而在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城市化与技术发展，使人们更多在陌生人之间建立关系，靠的是契约、规则和可量化的指标。

学历、职位、收入、绩效、数据记录，成为快速识别一个人的主要方式。这些指标清晰、可比、可传播，却难以反映一个人是否善良、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具有关怀他人的能力。

为了描述这一转变，刘擎教授提出了两个比喻性的概念：尺度模式与温度模式。

尺度模式指的是可测量、可计算、可比较的世界：效率、成本、收益、排名、指标。它是现代经济与管理体系的核心逻辑。

而温度模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暖、关怀、信任与情感连接，这种体验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一眼看清，只能通过长期的、具身的相处来感知。

在当代社会中，尺度模式不断膨胀，而温度模式持续萎缩。哈贝马斯将这一过程称为“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人越来越习惯用效率和功效来评估一切，包括工作关系、亲密关系，甚至爱情。

04 爱情的交易化和情感的匮乏

刘擎教授以当代恋爱与相亲现象为例，指出爱情正在被高度指标化：身高、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被当作筛选条件，恋爱过程越来越像一场人力资源面试。

这种趋势并非只影响恋爱本身，而是反映了整个情感世界的萎缩。人与父母、邻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被功利化、功能化。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取用关系”，而非深度交往。

在这种背景下，愿意无条件投入情感、愿意承担亲密关系风险的人，反而被视为“恋爱脑”，甚至被嘲讽。

刘擎教授认为，爱并非抽象或浪漫的概念，它最具体的实践形态，是“关怀”（care）。关怀意味着在意、照料、体贴，是一种不以回报为前提的善意。“我关心你”，并不是因为你能给我什么，而是因为你本身对我重要。

这种能力并非后天发明，而深植于人类进化之中。人类都是“早产儿”，出生后长期依赖照料才能生存。正是这种照料能力，使人类得以延续，并将善意从家庭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

05 内在价值与功效价值

刘擎教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形态：功效价值与内在价值。功效价值关注结果与效率，例如一份工作、一次交易、一次任务完成。而内在价值存在于行动本身之中，例如友谊、艺术、游戏、爱与关怀。

这些活动如果只追求结果，反而会失去其意义。爱情和公益行动，都属于无法“二倍速完成”的事情。它们的意义不在于最终得到什么，而在于参与其中的过程。

这两种行动并不等同于安全。相反，爱意味着风险、不确定与投入。但一个完全以安全为目标、拒绝一切情感投入的人生，最终可能只是一种“高效而空洞”的存在。

爱不是一种可以占有的“物品”，而是一种生命实践。人无法只通过“爱自己”来完成自身，唯有经由爱他人、爱世界，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在随后的对谈环节中，陈越光院长、刘擎教授和老麦从中国伦理传统、公益实践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对“爱”这一主题作出回应，并展开了一系列深度讨论。

随着现场听众的提问和加入交流，在讨论的最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爱既不是天花板式的道德要求，也不是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是一种需要制度托举、可以被分担、能够在公共层面被培育的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现场踊跃的提问和对话，本身就构成了这场讨论最重要的部分。它们不断将话题从抽象价值拉回现实处境，从个人美德推进到社会结构。

“慈善文化百人会讲”系列活动将继续通过开放、平等的公共讨论空间，推动公益慈善文化的发展和公共对话，使学术反思与现实关怀相互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