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于今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正式启动开讲，首讲：《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次讲于5月27日在西湖大学开讲，题目：《杨振宁和他的世界——锋芒、幸运、冲突与融合》；本月12日第三讲“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即将开讲。为此，书院记者刘晤昕就相关问题特采访了中国文化书院创院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李中华先生。以下是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
突出当代，并使学术思想及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刘晤昕：李教授，首先谢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这次采访，我们在陈越光院长所著《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里看到对您的评价，说您在书院筹备及初创期，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事宜，您都是最核心成员之一，为书院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知道您曾为书院策划过多次讲座，在您看来，这次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与之前其他的讲座有什么异同点？有哪些区别于过去的现实意义？
李中华：中国文化书院以前举办过很多讲座，其中也有以人物为主线的讲座，比如“蔡元培学术讲座”和“汤用彤学术讲座”，这两个讲座系列我们讲了十几讲，坚持了10多年，是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中，由始至终坚持得最好的讲座之一。当然，还有很多关于其他人的讲座。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讲座基本中断了；今年文化书院在陈越光院长的领导下，把停顿了的讲座以全新的模式又开始恢复，创建了“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目的在于通过这个系列讲座全面展示当代中国那些闪耀光辉的学术思想以及学术大家的人生，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马上就是第三讲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将来我们要一直坚持下去。
至于越光院长创立并设计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与此前已经坚持了十多年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讲座有何区别，我个人认为，首先，从核心内容上看“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与此前书院举办的此类讲座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以人为线索的讲座，但从讲座内容角度上看还是有很大不同；以前的讲座主要是以学术大家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为本，介绍他们一生中对中国文化的思想与传承最闪耀光辉的学术观点；而现在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则突出讲述学术大家们的学术观点与时代之间的意义与关系、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该如何去理解他们的学术人生；这些都更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从讲座形式上看，我们现在更加社会化。以前的讲座局限在大学里面，侧重于在学校内部，传播的力度有限。但现在书院讲座是充分利用现代多种形式的网络传播手段，包括自媒体及线上、线下等形式面向全社会开放，这样会使讲座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从前书院的讲座多侧重于学科专业方面，基本上从文、史、哲角度开展讲座，而现在的讲座扩大了学术领域，涵盖了经济、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人物大家。
了解当代学人的学术以及人生更多是靠讲座。因为讲座是面对面的讲，下面听和书本上看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会更有感染力。这种具象的、感性的了解，会增加听众的印象，也会让他更容易理解明白。现在国家提倡继承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和作用，因此继续讲下去就有很大的社会意义。
当然北大的讲座每年都非常多，过去的讲师基本局限在北大里面，不光是我们这一类的讲座，还有非常多元化的讲座。那么“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的意义就是使思想文化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传播，走出学院，走到社会上去，让更多人了解。特别是学术问题、学术思想，比较难懂，我们通过讲座来进一步普及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这非常符合当前全面复兴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
上图：“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首讲《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现场
冯友兰哲学思想及著作：
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基本完成了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并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
刘晤昕：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集哲学家、哲学史家及教育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任名誉院长。“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选择冯先生为首讲，在您看来，冯先生的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他一生对于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哪里？
李中华：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有联系的。冯先生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以及教育，多方面的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力。
现在社会上知道与了解冯友兰比以前多了很多，但对他在学术上的了解还是在比较少的人群里，只是大学里有有关的课，像文史哲这些系。而除了这些专业的科系以外，就很少有人关心了。而深入了解冯先生的意义在于能够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具体和深刻。因此，他的第一个贡献即促进了中国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化的一种形式，将近现代和当代都建立起联系。冯先生的著作也具有这个意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古代向近代、现代乃至当代转型，他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家。
冯先生的思想主要倾注在哲学和文化上，所以他除了促进中国文化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之外，他还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他的主要著作基本都有多种外文译本。因此，他的第二个贡献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它就具有这个作用，如今更是通过他的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他的书译成了多种的语言，可能是中国哲学史这个领域里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所以他的影响力不仅是在中国，还是一位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
刘晤昕：我注意到您在上次讲座中说到，《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先生用他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解释和分析中国的哲学史。您能否再为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以及冯先生对于“新理学”的贡献是什么？
李中华：冯先生是现代哲学家，他从现代的立场、眼光、方法，甚至语言特点去讲传统文化，这样当然大家更容易听得懂。他的《中国哲学简史》有十几种语言的翻译，写得很通俗，这本书主要是用他的哲学体系来构建的，而他的哲学体系可以叫做“新理学”的哲学体系。
新理学的体系涵盖很广。冯先生最主要著作有九部，“三史六书”，三史”是哲学史著作；“六书”是哲学著作。原来我们大学里面没有“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或者整个国家也没有这一学科，虽然这个名字没有，但实质内容有，只是它没有现代化。因而可以说，冯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奠基者。
理学是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冯先生说他的学问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冯先生提出对传统哲学和文化“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要接着古人来讲哲学，而“照着讲”则是哲学史家的任务。
哲学史家是“照着讲”，因为讲哲学史，讲的是古人，孔子说了什么，就去解释孔子的话，把孔子的思想传递出去，是“照着讲”的。哲学和哲学史是有区别的。哲学史是“我注六经”，而哲学是“六经注我”。哲学是有创新性的；因此，哲学家要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冯先生就是最早创立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人。
冯友兰：建立的新理学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完整的哲学系统
刘晤昕：在您看来冯先生的新理学和宋明理学有哪些区别？
李中华：冯先生对宋代理学的研究也很深入。宋代理学对中国哲学的体系构建是比较全面、系统、且深刻的，因为理学家继承了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对儒、对佛教、对道家道教都有吸收。他是以儒家为旗帜，吸收了其他各家的思想，所以到了宋代的理学就走向了高峰，主要是成熟理学。后来又加入王阳明的心学，那么这些东西要有现代的理解，就不能完全去照搬古代的，冯先生的创造性就在于他的理学是新的，方法是新的，对传统文化的解释也是新的。
另外冯先生在形式上也是创新的。以前我们讲哲学都是学案式的，像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等，这样的讲法，哲学的内涵就淹没在大的文化内涵里面了。使哲学的学科未能独立，所以以前都是不分学科的。而冯先生的新理学是一个成体系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发展，它是为当代服务的，但又不是悬空而来，它是从传统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对传统的发展弘扬，同时又有创新，并成为中国哲学大传统中的一部分，这样它才有了现代意义。这是我想他之所以叫新理学的原因。
冯先生的“六书”当中有一本书就叫《新理学》，这本书是讲哲学原理的，其他的书是讲哲学所包含的内容、伦理、方法，知识论等，范围很广。所以他建立的新理学体系，应该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完整的哲学系统。虽然很多人有哲学思想，但他不见得有系统，也不见得完整，所以冯先生应该说一位最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家。
刘晤昕：在马上开始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三讲上即将讲述梁漱溟先生。我们都知道梁先生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曾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儒家”。在您看来，为什么会称他是“20世纪最后的儒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最后的儒家”这一说法？
李中华：这个说法不能绝对化的去理解，我们说他是“最后的儒家”，主要是指在他所处的时代而言，特别是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梁先生在北大当老师时，他就承担了讲解孔子哲学，他是以讲述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为使命的人。
他自己说在当时有人讲亚里士多德、有人讲柏拉图、当然更有人讲马克思，但没人讲孔子，一讲孔子、一讲儒家就觉得羞涩得难以出口，这是他的原话。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全盘西化的思想，谁再讲中国的学问，好像就太土了、落伍了。那个时代传统文化受到太大的冲击，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历史发展的。
梁先生勇敢地站出来，说“别人不讲我来讲，我到北大的使命就是要讲孔子哲学、儒家的哲学”。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就有人把他称之为“最后的儒家”。
把梁先生叫做“最后的儒家”，主要是体现在那个时代，儒家好像终结了，传统文化好像不行了，因为当时的主要思潮是西化思想占主导，谁都不愿意讲传统，一讲孔子就很羞涩，但梁先生举起儒家的大旗。像人们都知道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人，他后面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大讲儒家和儒家思想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还有一个区别，讲儒家和是儒家还不一样，反儒学的也可以研究儒家，我们如果说一个人是新儒家，那在他的思想与行为方面也都要遵循着儒家的思想做事，这才是儒家，是新的儒家。
后来西方的文化、哲学，大量传入中国，在当时大多数学者只是把儒学作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来传授，所以传授知识的这个人虽然讲儒学，但他不一定是儒家。而梁先生是既讲儒学，又按照儒家的思想规范去做，所以说他是“最后一位儒家”。
很多人讲儒学，但他不是儒家，我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成立，像我们现在有人讲马克思主义，那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也不一定。所以讲儒学的人也一样，你讲儒学不一定就是信奉儒学的。
但梁先生是知行合一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特点。另外他在那个时候能勇敢地站出来，讲孔子、讲儒学应该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使传统文化在那个时候没有发生断裂，对此梁先生还是很有贡献的，他影响了一批人。
上图为：1918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右二为梁漱溟，图源：《梁漱溟日记》
刘晤昕：您刚才也提到的其他的一些儒家，现在我们也能看到一种说法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称为“新儒家三圣”，从您的角度看，为什么称梁先生是“三圣”之一？
李中华：以前我也看到过有些文章中这样提过，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十分准确。
新儒家从汉代开始就有。“新儒家”这个词儿，最早应该是冯先生提出来的。就是汉代的儒学，和原来的孔子时代、战国时期的儒学不一样，它是有发展的，所以汉代董仲舒的儒学就具有新儒家的特点。后发展到宋代，就更体现了儒家的创新，就叫新儒家。如果没有创新性，就不是新儒家。所以说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他们这三个人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许多学术观点的确在传统儒家视角下有很多创新，虽然他们在学术方法上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方法研究儒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也是学界所共识的。
还有就是内地新儒家和港台的新儒家还有很大的区别，像冯先生也是新儒家，但他会去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必须转换成中国人的思想，它才有意义，否则只能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冯先生在60年代初写的三史当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就是想按照这个路子来写的。
梁漱溟：竭力让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对儒学的理解，有创新、有改造、有转型
刘晤昕：在您看来，梁先生的思想和著作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李中华：这个问题问得好，前面已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再重复说一下。梁先生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使我们传统文化能够延续，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上世纪初，西化思潮强劲发展，“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中国文化很可能就产生断裂。大家现在说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没有断裂过。其实在世界文明中几大文明古国的文化，有的就断裂了，湮灭了。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文化文明实际都有断裂，为什么断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外族的入侵。你可以设想一下：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如果日本真把中国占领了，那么我们的文化就可能会断裂，甚至语言都要灭绝。所以说，真的要感激当年那些所有参与过抗日战争的人们，正是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国家，也得以中华文化免遭断裂局面的出现。
另一个方面，梁先生自身对儒学的理解，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结合现代的社会来理解的，不是复古的理解；同时吸收了西方文化，而不完全是回到旧故事里去一成不变的去讲。这就是对儒家本身的思想，有创新、有改造、有转型。也正是由于中国有了一批像梁漱溟、冯友兰先生这样的优秀学者，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从学脉角度上看，始终延续着文化传统并得到发展与创新。
刘晤昕：十分感谢李教授的解答，知道您很忙，就不过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李教授。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11月12日在北京大学“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三讲“梁漱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开讲，一同走进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
发布时间：2023-11-08 16:4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