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宪，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学、艺术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著有《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的转向》、《审美现代性批判》等。

今日特别推送周宪教授的《论美育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一文。作者从审美游戏的悠久传统讲起，深入剖析了审美游戏的自由本性、心理机能和教育范式，结合时代特点提出了 “让美育回归游戏性”的策略，为新时代美育实践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指引。

论美育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

周宪

【摘 要】审美具有游戏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西美学和美育的悠久传统中，广泛存在着游戏性追求。游戏不但是审美的本质特征，也是美育的教学取向。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及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多年来所形成的刻板教学模式亟待改变和重构。让美育回归游戏性，是美育教学有别于知识型规范教学的有效路径，也是应对当前本土教育问题和注意力贫困、提升学生创造力，发展全面健康人格的一个策略。

【关键词】美育；审美；游戏；教育

审美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人类审美活动的游戏性，是一个贯穿古今的热门话题。在中西美学和美育传统中，广泛存在着游戏性追求，游戏不但是审美的本质特征，也是美育的教学取向。新时代文明面临着许多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尤其是当前教育日益加剧的考试化、程序化和技能化问题，业已成为教育范式突破的瓶颈。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多年来所形成的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刻板教学模式亟待改变和重构。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合作与共赢，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大国竞争的严峻局面。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是人才全面发展和创造力提升的竞争。那么，美育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美育可提供何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来改善模式化教学？一言以蔽之，美育如何为提升学生创造力做出其独特的贡献？重返审美游戏性范畴显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游戏为我们反思当下问题并寻找新的突破路径，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视角。

一、审美游戏悠久的传统

审美的游戏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古今中外，无数伟大的哲人先贤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审美的游戏性问题，并形成了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悠久的传统。但今天科技导向的社会和文化，这一传统似乎正在衰退和淡忘。重返审美的游戏传统，对思考当下社会和文化问题具有不可小觑的启迪价值。

从中国美学传统来看，游戏性思想并不鲜见。比如《论语·先进》中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孔子在与其弟子的对话中，对审美游戏性做了点到即止的阐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照理说，孔子强烈主张入世行道，但他为何赞赏曾皙暮春时节，和五六个大人和六七个孩童一起，嬉水临风，乘兴而归？比较其他三人，曾皙的想法更多游戏性，也被认为更有审美性，因而孔子大加赞赏，这说明孔子内心深处也隐含了对饮水曲肱之乐的向往。或者孔子深刻地认识到，没有曾皙那样游戏性的审美精神去入世行道，必定是刻板无趣而碌碌无为的。

如果说儒家美学的审美游戏精神是隐含在入世行道的观念背后的话，那么，道家美学则是明确主张游戏，这在道家美学“游”的理念中体现得最为清晰。《庄子》记载了一则孔子求教于老子的故事，老子向孔子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问道：“请问游是？”老子答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这里所说的“游”涵义深刻，其要旨就是回到“物之初”的原初状态，摆脱了狭隘的“用”而进入“无用”、“无功”和“无名”的状态，所以才能进入“至美至乐”，达致审美的人生境界。所以，中国古典美学中，常把庄子的“游”界定为一种精神的自由解放。一如叶朗先生所指出的：庄子认为一个人达至“心斋”“坐忘”的“无己”境界，便实现了对道的观照，这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境界，也就是“至乐至美”的境界。可见，“游”在道家美学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游戏性，这也是道家哲学比儒家哲学更具美学性的原因所在。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互补，两种美学观虽有不同，但在强调审美的游戏精神或游戏性上，却是相当的一致。正是在这样的互补意义上，儒家和道家的美学塑造了中国美学的游戏精神，建构了中国文化的游戏观念。

从西方美学来看，游戏也是一个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游戏几乎成为西方美学的核心范畴。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十分执着于游戏概念，许多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艺术家，都非常看重并广泛讨论过游戏，这与他们的浪漫主义美学追求想象力和自发性是相一致的。歌德率先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讨论了游戏，因为戏剧与游戏的概念在德语中为同一个词，他指出了创造者与游戏者的复杂关系。最重要的游戏哲学理论源自康德，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明确地提出了审美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之命题。他的看法是，美的对象的愉悦感具有普遍性，但究竟是审美鉴赏中愉悦在先还是判断在先呢？康德认为主观的审美判断限于愉悦感，但是这种主观判断不同于智性判断，因为它不依赖于概念，是一种想象力自由游戏状态。他写道：“由这表象所激发起来的诸认识能力在这里是处于自由的游戏中，因为没有任何确定的概念把它们限制于特殊的认识规则上面。所以内心状态在这一表象中必定是诸表象能力在一个给予的表象上朝向一般认识而自由游戏的情感状态。……诸认识能力在对象借以被给出的某个表象上自由游戏这一状态必须是可以普遍传达的。”既然想象力和知性的和谐运作是美的对象所以唤起审美愉悦的关键所在，所以它与任何理性（智性）判断无关，因为想象力在审美过程中并不遵循智性的逻辑规范，而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游戏状态。

正是由于审美的想象力自由游戏，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谐和功能。在康德哲学的三大批判体系中，纯粹理性（逻辑学）和实践理性（伦理学）两大批判处在某种冲突和矛盾状态，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协调两者抵牾的第三方，这就是审美判断力。正因为审美具有自由游戏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协调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不和，使人类知意情三种机能谐和运作。这么来认识，审美不是简单的娱乐和放松，而是深蕴了重要的人文主义价值。

康德的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德国古典美学，席勒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延伸。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首次将游戏作为审美最突出的特征。他发现，现代社会中人面临着一系列断裂，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自主的主体，而是被束缚在更大整体中的一个孤单小碎片，进而永远不可能发展他自己本质的和谐。为此他提出了革命性的“美育”理念。他坚信导致人一系列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处在两种冲动的张力中。一种称之为“感性冲动”，即由感性天性使然，在时间变动中将人褪变成物质；另一种名之为“形式冲动”，即源自人的理性，追求超越时间的永恒理性法则。两种冲动不但彼此抵牾，而且都带有强迫性，前者基于自然法则，后者基于精神法则。如何协调两者越来越严重的对立呢？他认为美育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审美所以可以协调前两种冲突，乃是因为审美本质是一种“游戏冲动”，使人恢复其和谐完善的本质。他写道：

游戏冲动的对象，用一种普通说法来表示，可以叫作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形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蔽之，用以表示最广义的美。

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脱开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

人同美只应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席勒所说的“游戏冲动”是以“活的形象”为对象，这就是“广义的美”，最典型的载体就是“美的艺术”。他在哲学上把美育的游戏性视作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即是说，“同美游戏”的人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席勒描绘的美育蓝图，既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又是对现代社会中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

在康德那里，游戏是以审美来协调纯粹理性（逻辑）和实践理性（道德）两者不和谐；在席勒那里，游戏是对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冲突的协调。可以看出，康德和席勒虽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是从审美中发现了游戏的谐和潜能。这一对游戏的哲学认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审美游戏性不但给人以愉悦和快感，而且调适、重构与谐和了现代社会人类所遭遇的矛盾和冲突。以此来反观美育，显然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哲学观念。当代社会是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高度的科层化和竞争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对人的宰制，无处不在的“内卷”将越来越多的内在和外在矛盾与冲突摆在人们面前。游戏对此有没有什么特殊调适和谐功能和作用呢？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审美或美育游戏性的题中之义。

二、审美游戏的“自由”本性

审美即游戏这一命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而深邃，包含了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认知。美学中的“游戏说”林林总总，有的从人类学角度来阐发，认为它是人类摆脱了直接的物质需求进入闲暇状态的生存状态的表征；有的从心理学角度来探究，认为它是无意识驱动所导致的想象性的替代满足。较之于这些理论，哲学的分析显然更为深刻。回到康德和席勒，两人均强调审美想象力自由游戏的本质在于其弥合冲突的谐和功能。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深刻触及现代性，他们的游戏美学和哲学都是对传统向现代深刻转变的哲思。

游戏所以在现代变得如此重要，显然与现代性关系密切。简单地说，现代性就是理性对传统的祛魅，结果是理性化（或合理化）在现代社会和文化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用社会学家鲍曼经典的说法，现代性无论是其社会规划还是文化设计，都在追求一种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其本质在于必须建构总体性秩序来抵御混乱、差异和矛盾。用这种视角来审视现代性，韦伯说现代生活是一个“铁笼”的比喻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正是在这里韦伯指出了审美具有某种从科学认知的纯粹理性和道德行为的实践理性中摆脱出来的独特“救赎”功能。他写道：“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情境，……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回到鲍曼著名的“现代性的辩证法”，秩序总是需要它的对立面来加以维系，所以审美总是呈现为对越来越强的理性主义的抗拒。这么来看，作为审美本质特质的游戏便有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就像是一个“解压阀”或“协调器”，对现代性的理性宰制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起到补救和抑制作用。这也是康德和席勒所以重视审美游戏性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审美游戏性可以对抗现代性的秩序性、确定性、规范性或统一性，因为游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模糊性等。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审美游戏性，才可体认到审美游戏超越玩耍嬉戏的哲学本体论意义。

尽管人类的游戏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现代性语境中的新问题，游戏彰显出一系列调适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功能。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规章对人的统治”，因此科层化和工具理性成为现代人的主导倾向，形成了一个“总体上管理的社会”。审美的游戏则表征了另一种生存样态，一种超越现存规章和秩序及其工具理性统治的状态。难怪伟大的思想家们总是提出种种审美的方案，用以解决现代社会生活的诸多难题。从艺术品一样的生存，到诗意的生存，这些对审美游戏性的憧憬和执念，清楚表明了审美游戏性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的慰藉和升华。难怪黑格尔如是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它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后来克罗齐也说过相似的话：“说艺术有解放的和净化的作用，也就等于说‘艺术的特性为心灵的活动’。活动是解放者，正因为它征服了被动性。”韦伯则从宗教衰落世俗化和理性化兴起的现代性出发，明确指出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这些说法都是对审美游戏性的自由深刻阐发。

关于这一点，巴赫金的游戏理论最有说服力。通过对历史上民间诙谐文化的考察，他发现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生活形态，一个是刻板官方文化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及其“第一生活”，比如中世纪的官方节庆（教会或国家的节日等），其特征是认可、神化和巩固现有制度，肯定现有社会秩序（等级制、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等），强调现有制度的稳固性、不变性和永恒性。而与此对应的则是以民间诙谐文化和狂欢节（如广场狂欢）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及其“第二生活”，它是普罗大众的全民文化，具有鲜明的游戏性。“它们显示了看待世界、人和人的关系的另一种角度，……建立了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这种民间诙谐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取消一切等级的全民参与性，创造出一种“人人共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乌托邦的大众第二生活形式”。巴赫金特别指出，广场狂欢的节庆仪式并非休闲娱乐，而是带有本质性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性质的内涵，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另一个领域。因此，游戏“应该从人类存在的最高目的的方面，亦即从理想方面获得认可。”尽管巴赫金不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游戏，也不是从人的教育学角度认识游戏，而是从文明史或文化史角度来阐发，却和康德及席勒“英雄所见略同”，都指向审美游戏性的谐和功能。“第二生活”乃是“第一生活”的对应物，起着不可或缺的调适与谐和作用。没有前者只有后者的生活必定是刻板的、枯燥的和无趣的，人们始终处在一种规章统治的困窘情境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审美游戏性具有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

无独有偶，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游戏人”的理论也突出了游戏的这种价值。他认为游戏先于文化并催生文化，游戏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游戏中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存在——“心灵”或“意志”，因而游戏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和让人愉悦的特性。不同于理性的存在，游戏是非理性的，它借助形象的“想象物”而超越了日常的现实生活。唯其如此，游戏反过来又形成了建构生活的新功能。赫伊津哈特别指出了游戏与审美的亲缘关系：

游戏有着趋向美的走势，或许，这种审美因素与动物在各方面游戏所创造的秩序形式是一致的。我们用以标识出这一因素的词汇属于美学的大多数门类。用来描述美的影响的术语：紧张、均衡、平稳、对峙、跌宕、冲突、解决等等，这些说法也被用于游戏身上；它是“沉醉的”、“痴迷的”，它被赋予了我们在事物中所能觉察的最高贵品质：韵律与和谐。

由此赫伊津哈归纳出游戏的三个本体论特征。第一，游戏是一种自愿的、自主的自由活动；第二，游戏超越日常生活且与物质利益无关，它是一种以假扮真的演出，却又形成了主体的高度专注与投入；第三，游戏是在特定范围内的“演出”，因而和日常生活时空相隔离，并总是带有有限性。这三个特征对于我们理解审美及美育的游戏性很有启发，自由、超越和扮演恰恰是美育教育特别需要开发的教育环节，也是美育有别于知识型教育的特别路径。

在赫伊津哈的奠基性研究的基础上，法国哲学家凯鲁瓦进一步完善了游戏的基本特征，他通过分析诸多形式各异的人类游戏活动，从中总结出了六大共同特征：

1. 自由状态：此状态中游戏是非强制性的；一旦变成强制，游戏很快会失去其作为娱乐的吸引力和愉悦性；

2. 分离状态：游戏限于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它是事先确定并固定下来的；

3. 不确定性：游戏过程无法事先确定，结果也无法提前预知，游戏者有基于主观能动性来创新的余地；

4. 非生产性：游戏既不创造物品，也不创造财富，亦不创造任何新元素；除了玩家之间的财物交换外，游戏开始与终局情形完全相同；

5. 规则约束：在搁置日常规则的状态下，确立暂时有效的新规则；

6. 以假扮真：伴有一种对与现实生活相对立的第二现实或无穷非现实的特殊觉知。

这里，“自由”是首要特征，并规定了其他特征。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自由”确指什么呢？为什么游戏中“自由”便会出现？而“不自由”又是指谓什么呢？在席勒那里，“感性冲动”（本能）和“形式冲动”（道德）都是强迫性的，与美的形象之游戏恰好处在协调两者的中间位置上，所以有一种去除强制的自由。用韦伯的话来说，康德关于审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实际上就是对现代生活高度“理智化和理性化”境况的某种超越，也就是将人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审美的想象力自由游戏的深刻涵义。在康德那里，审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不但是协调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中介环节，同时也是想象力与知性（理解力）和谐运作的动力。

值得深省的是，这种自由又是和另外几个特性密切相关的。要实现审美的想象力自由游戏，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从现实的时空间中“分离”出来。这一点美学上曾经表述为“审美的心理距离”（布洛），或“日常意识的中断”（今道有信）。不过，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下，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几近为零，日常生活的无数“现成物”直接进入艺术界，成为“艺术品”，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种灵活的辩证观点来理解“分离”。即是说，所有的审美游戏性“分离”都是相对的和具有潜在关联的，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时空间分离。尽管审美游戏暂时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时空间，但是其自由仍受制于游戏自身的规则。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并不是毫无章法的，看画与看电影不一样，读小说与观戏剧亦有差异，各有各的审美游戏规则。美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育学生对各门艺术规则的了解和把握。

其实，从现实时空分离出来转而进入审美游戏情境，想象力自由游戏要求的是悬搁日常规则而服从审美规则，所以，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当有自身的规则。审美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以假扮真”，当观众被《窦娥冤》中悲剧人物悲怆的人生命运深刻感染时，当读者被《红楼梦》中大观园里曲折动人的故事而动情时，一定是把虚构的故事当作真实发生在眼前的事件，而且自己也具身化地介入故事之中了。于是，“以假扮真”便成为审美主体身心介入游戏情境的前提。就像一个孩子拿着笤帚当马骑的游戏时刻，他一定是虔信笤帚就是一匹马，这不啻是对自由运作的想象力的一种练习。文学语言中许许多多精彩的比喻所以使人倍感生动，恰恰是以假扮真的想象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凯鲁瓦在这里所描述的游戏情境，也使用了“第二现实”或“非现实”的概念，和巴赫金的“第二生活”及“第二世界”的观念可谓殊途同归。用巴赫金对狂欢节的描述来说：“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法律生活，亦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法律生活。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和更新。这就是狂欢节的观念和本质，这种本质是所有参加者都活生生地感觉到的。……这就是展示超越正常（官方）生活制度界限的观念。”

其实，凯鲁瓦指出的不确定性和非生产性两个特征，也和游戏所以是自由的密不可分，同时还是游戏具有创新性的重要原因。非生产性使审美游戏摆脱了物质性和功利性考量，进入了想象力的自由游戏状态。这对本土教育来说颇有启示性，因为普遍的“内卷”导致了学生越来越倾向于工具理性，不择手段地达成某种功利性的目标，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审美的游戏性指向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这也是康德所强调的审美无功利性的另一种表述。限于功利性的目标，必然以实用目标的考量来行事；以美为目标则是一种指向价值和趣味的取向，是为了美而不计报酬地行事的取向。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这种对美的追求及其价值理性是审美愉悦的来源，也是游戏所以走向自由的根据。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中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实用的功利目标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通过审美的游戏性来涵养人的价值理性，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就美育而言，凯鲁瓦所强调的第三个特征——非确定性，不但与美育的创造力培育密切相关，而且也是游戏所以具有无穷魅力的根本所在。游戏虽有规则，却不能提前预知结果。正是游戏的这个特征使其充满变数和可能性，因此审美的想象力自由游戏便会激发出各种各样的创意。这里我们瞥见了美育迥异于技能型或知识型教育的独特性，游戏性使之超越了模式化和按部就班式的教学理念，去探索未知的和富有创意的解答。这也是想象力自由游戏的另一种涵义，它使美的感知和创造处在丰富的自由联想或发散思维状态，最容易触发有新意的想法和观念。

三、审美游戏的心理机能

如果说哲学对游戏的研究是思辨的和抽象的话，那么，心理学及相关的认知科学或神经科学对游戏的分析则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不同的心理学派有不同的游戏理论和观念。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游戏占有重要位置。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游戏的复杂功能，他把游戏视作缓解心理焦虑的方式。他发现，在游戏中孩子可以重新看待他们生活中无法面对的事情，进而使孩子的无意识欲望想象地得到替代性满足，因而缓解了孩子的心理焦虑。这一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古典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于弗洛伊德对游戏的看法，埃里克森则更加积极看待游戏的心理和社会建构功能。他发现孩童游戏是走向人生新阶段的必经之路，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处理经验之能力的某种雏形。而成年人则会把自己过去的经验投射到可掌控层面上去，“在实验室里、舞台上或画板上，他重温过去进而缓解残存的影响；在重建情境模式的过程中，他弥补了自己的过失并增强了自己的希望。他从改进以往过去的角度来预见未来。”弗洛伊德的游戏是面向过去童年经验，而埃里克森则指向未来；前者指出了疗愈功能，后者看重建构功能。从这两种经典的精神分析游戏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美育游戏的多重功能，或是艺术疗愈功能，或是处理经验能力的建构。前一方面有助于人的心灵慰藉，后一方面则有利于人的未来社会适应。

晚近心理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对游戏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提出来很多对美育很有启发性的观念。心理学家布朗一生执着地研究游戏，他给游戏的定义不输席勒：

人是一切动物中最大的游戏者。我们因游戏而生，通过游戏成长。游戏时我们就进入了我们人性最纯粹的表现，进入我们个性最真实的表达。我们感悟到最有活力的时刻和构成最美回忆的时刻，通常就是游戏时刻，这一点也不奇怪。

值得关注的是，心理学对游戏特征的解释，与美育的特性完全吻合。一般认为，游戏具有如下五个基本特征。首先是游戏产生了积极的情感状态，使人感到有趣并令人愉悦；其次，游戏不同于日常社会，是对刻板的日常生活状态的一种超越；再次，游戏源于内在的动机，不是为了现实功利性，而是追求有趣和快乐；复次，游戏的目标不是竞争的输赢，也不是最终的结果，毋宁说，游戏是指向过程而非结果；最后，游戏使人感到自由，因为游戏发自人的自愿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任何强制性或强迫性。也有学者将游戏显而易见的自发性归纳为五个方面：身体自发性，认知自发性，社会自发性，显著的愉悦和幽默感。如果我们细究游戏的这些心理学特征，每一个都对应着美育所要憧憬的审美情境。审美的愉悦性自不待言，美感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情感，这也是审美主体之所以乐于审美活动的原因所在；游戏对现实境况的超越在审美中异常显著，审美想象力的超越性历来是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经典话题，唯其如此，审美才有理想性和乌托邦功能；内在和自发的动机在审美活动中更是彰明较著，美的无功利性就是一个哲学上的证明；指向过程而非结果亦是审美的突出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没有实用性和功利目标，只追求审美过程本身；最后，自由与审美的密切关联，从鲍姆加通创建美学时就一再强调，康德则将审美的本质视作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游戏和自由始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还有一些关于游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游戏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状态——主动与被动。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时看似很自由，其实是一种被动游戏；而户外活动、讲故事、拼图或棋盘游戏等则带有主动游戏的特征。对美育来说，显然我们更加注重主动游戏而非被动游戏。因而确有必要对游戏教学的不同形态加以考量，去创构那些带有主动性的游戏教学，而非被动性的娱乐游戏。或者说，如何变被动游戏为主动游戏，使美育不只是开心娱乐一下，而是真正从审美游戏中获得个人和群体的创造力升华，这一点对于当下美育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今天的年轻人是“数字化原住民”，他们一生下来就处于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或数字媒体境中，具有天然的“数字游戏亲和力”。面对这一现实，拒电子游戏于美育之外显然不是上策，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创新性地利用电子游戏来达成美育目标，变被动为主动，脱离低俗趣味和娱乐至死，提升其审美品位和美的鉴赏力，这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当下美育游戏的路径。

游戏思维及其行为的心理学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比如有学者发现，与好友在熟悉的环境中游戏，通常可以达到游戏的更高水平；游戏的刺激越丰富和越新颖，游戏就会变得越复杂，也越有想象力。这个原理应用到美育中也很有启发性，设计完美的美育游戏活动可成为“友好型”活动，为人们确立朋友关系及其社会关系提供新的可能性，使游戏真正实现对话交往和融入社会的功能。正像埃里克森所指出的那样，在重建游戏情境模式的过程中，通过弥补过失并提升希望，进而从改变过去的视角来面向新的未来。

游戏在当代教育中所以被不同学科高度关注，其实是对当代社会文化境况的一种回应。无论中外，当下都面临着一个令人忧虑的境况，那就是青少年被智能设备和网络文化所绑架，大量“结构化”的学习和规范性活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导致青少年自发探索的兴趣锐减，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不断衰退，想象力和创造性也随之下降。面对这一严峻的社会文化境况，游戏便作为一种有效的“抓手”引起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浓厚兴趣。一系列相关研究证实了游戏教学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的知识学习和人格发展。大量研究证明，青少年学习阶段的游戏活动有助于涵养好奇心和探索热情，有助于强化他们的专注力和想象力。从认知角度看，游戏在激发青少年发散思维转化和组合方面尤为有效，这些特质是创造性思维最为关键的层面。由于游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种种陈规，新的游戏情境摆脱了认知的旧规，这就为游戏者形成新关联或激发新奇想象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还有研究指出，创造性思维有七大特征，即联想的流畅性，意象性，好奇心，幻想，发现问题，隐喻思维，以及选择性注意力配置。这七大特征都鲜明地呈现在游戏之中。从情感角度看，游戏增加了人们的愉悦情感体验，尤其是对游戏中的情感符号的体认和把握，这对激发创造性思维也很有助益。恰如一些心理学研究所发现的，游戏在四个方面为创造性想象的涌现提供了情感状态，一是获得了充满情感特性的意念和想法，二是形成了开放性的情感融合，三是激发了解决难题的情感动机，最后是通过情感调节实现了新的认知整合。

从人格完善的角度看，游戏也是发展全面健康人格的一个有效路径。有研究确证了这样的现象，即游戏可重构自我并使之成为具有幽默感和幸福感的人。喜欢游戏的人要么具有这样的人格特质，要么在游戏中陶养了这样的人格特质：聪明，活跃，好胜，开朗，有想象力，冲动，顽皮，有责任感；或者是有创造性、幽默感、善于自我表达、充满好奇心、心胸开朗、热爱探索新事物以及好交际等等。游戏显然与积极情感、毅力、友爱和适应性等人格特质密切相关。当我们断言美育可以完善人格结构时，只是从知意情等大的层面着眼的，而心理学对游戏功能在人格发展方面的发现，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美育可以完善人格的判断，使美育作用的论证更具实证科学的学理基础。

四、审美游戏的教育范式

在当代教育实践中，游戏的探索从未停歇过，尤其是在儿童教育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人的发展一旦进入成年似乎就永久告别了游戏，社会化或社会适应就意味着按理性和规则行事。另一方面，在儿童教育中的游戏教学实践，发展出一些值得美育借鉴和反思的模式。只可惜当下的现状是专业隔行如隔山，研究美学甚至美育的人很少关注儿童教育问题，反之亦然。以下我们以国际上有影响的两个游戏教学个案，来深究游戏美育的教育学观念和方法。

瑞典教育学家林奎斯特的“游戏美学”模式很有创意，她通过对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戈斯基认知心理学和艺术心理学的创造性解读，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学前儿童游戏美学的教育学理念。她极力弥合人类学和美学对游戏的对立解释，建构了独特的游戏文化理论。在对儿童教育中游戏性普遍缺失的反思中，她深感教育学不能完全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有必要引进美学。而游戏美学则是一个最佳路径，它呈现为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拥有一种游戏的审美方法意味着尝试确立一种将文化的、审美的形式与儿童游戏关联起来的路径，并探究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的方式。”学前教育中，孩子和成人共同创造一个游戏世界，通过两种最基本的游戏类型来实施教学。第一类是以韵律为主的音乐、诗歌和有节奏的运动，第二类是基于叙事和情节的民间故事或儿童文学。

林奎斯特的游戏教学法偏重于教学的戏剧化，比如她的一个经典教学项目“与孤独在一起”，通过男童“拉斯姆斯”和“恐惧”这两个角色的对话与情感表达，孩子和“恐惧”彼此理解并产生共情，最终成为好友。林奎斯特的游戏美学教学法，非常强调孩子和成人的平等角色扮演，而非家长或老师的一统天下。这种平等自由的角色扮演既是戏剧化教学的内在要求，又是审美体验和交往的内在逻辑。诚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林奎斯特通过设计和实施游戏美学教学法来提升游戏教学的创造性品质，强调孩子和成人共同创造游戏世界，其理论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林奎斯特的游戏美学虽然聚焦于儿童教育，但对一般美育颇有启迪，很多观念和方法均可在美育中加以拓展和深化。尤其是她强调儿童和成人平等交流共同创造游戏世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翻转课堂”，把被动接受的受教者转化为主动的学习者，把老师的“一言堂”转化为师生共同体的合作表演。如她在其研究结论中所陈述的那样：“在我们研究中，工作方法呈现为戏剧、文学和游戏的融合。我们以游戏形式为出发点，探究审美形式与游戏的对应。文学文本（故事）成为主题内容，内容中的动作和人物引入现实生活。成人和儿童‘走进’了文本，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游戏世界。这种教学法基于对艺术和文化的公正研究，使我们能够混合不同的表达形式并打破传统的文化等级观。”我以为，林奎斯特的游戏美学教学理念颇有创意，她超越了刻板陈旧的学前教育观念和方法，探究以游戏为抓手的教学路径，尤其是韵律化和叙事化教学类型的分类教学，以及戏剧化情境的营造，对于当前发展本土美育的游戏教学模式和方法，多有启发性。

另一个游戏教学个案来自意大利雷乔艾米利亚市幼儿园的学前教育计划，教育界通常称之为“倾听教学法”。这种全新的教学法和教学理念有几个核心概念。其一是“倾听”，就是教师要学会让孩子自发表述他们的看法和经验，从中发现有趣的内容和主题，并发展出相应的教学内容，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最终形成特定的教学文献。其二是“语言”，用该学派形象的说法就是用“上百种语言”。语言在倾听教学中就是不同的符号，从言语到文字，从身体动作到视觉形象，从音符到数学符号等不一而足。“上百种语言”这种夸张的说法既表明儿童心智发展中所要学习掌握的语言符号无穷无尽，又揭示了倾听教育的本义就在于倾听孩子们通过不同语言来表达。倾听教学特别强调语言的诗意或诗性维度，亦即语言的审美维度。其三是工作室（atelier）教学，就是在设备和环境俱佳的工作室里展开“上百种语言”的学习，这里的工作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工作室，而是用于教学的特定场所，这一学派尤其强调工作室的软硬件以及氛围的营造，探索有利于唤起孩子们创造性反应的教学环境。其四，弹性的或生成的教学过程。如果说倾听是表明教师与孩童游戏教学的交互主体性，语言是游戏教学的沟通和表达的载体，工作室是游戏的空间场所的话，那么，弹性或生成式的教学过程则是最具游戏性的环节。恰如这一教学法的践行者薇娅·维琪所言，

对社会来说重要的是，学校和作为教师的我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要考虑我们留给孩子的原创性思维的空间有多大，而不是急于用预先制定的方案来限制这一空间，这些方案是根据学校文化来界定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孩子拥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想法，如何让他们习惯于与同学争论和讨论自己的看法？我确信更多地关注过程而非只是关注最终结果，这有助于我们更尊重儿童和青少年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对策。

这种教学法不是按照固定教案或程序按部就班地展开，而是一种基于“尝试、实验、试错和测试”的教学法，避免预先规定的结果，鼓励孩子们在过程中形成新思维、新观点和新经验。用维琪的形象说法，这样的教学过程更像是树状而非楼梯，前者是千变万化的，后者则是按部就班的。她强调教学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想法，一个涉及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旅程，这个旅程总呈现于和别人的关系中。项目工作在多个方向生长，没有预定的进展，没有旅程前就已确定的结果。这意味着对儿童考查研究的不可预测结果保持敏锐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倾听教学法的游戏性是建立在审美维度之上的。换言之，审美特性贯穿在倾听教学法的始终。维琪反复强调倾听教学法中美学的重要性，她提出了一系列命题来突出美学的教育学意义，如“美学即元结构”，“美学即学习的激活者”，“美是人的愿景和权益”，“教学不能忘却美”等。美学所以在倾听教学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关键在于审美的关联性，通过诗意语言的交流，审美主体在情感体验中创造了新的关系或关联，诸如自我与他者，人与物，个体与世界，当下与历史。正是通过这样的关联，孩子逃离了孤独，远离了冷漠，发展出共情或移情能力，获得了一种“人生在世”的丰富体验。如维琪所言：“审美层面体现了审美的强大能量，彰显出它发展新关联的能力。”“审美、理解和体验也就是一个用以解释世界的过滤器，是一种伦理态度，是一种诉诸关怀、优雅、关注、微妙和幽默的思维方式，一种超越事物简单表象进而带来意想不到之物的心灵路径。”

倾听教学法中的许多教学理念很有教育学的普遍意义，尤其是语言、倾听和审美三者的完美融合，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游戏教学世界。相比较而言，林奎斯特的游戏美学偏重于文学及其戏剧性的教学情境的营造，而倾听教学法则更为开阔，从与艺术相关的符号学习和交流，甚至延伸到科学知识领域；同时，林奎斯特的游戏美学教学方法相对单纯或单一，而倾听教学法则包含了更多的教学方法和路径，给人的启示也更多。

以上两个美育游戏教学的案例均出自学前教育，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成人教育或高等教育中继续探索和深化游戏教学。对孩子们来说，游戏是自然而然的，对于大学生或成人来说，游戏需要从现实生活情境中“分离”出来，转向“以假扮真”的审美游戏情境。如何营造这样的审美游戏情境，确立相关的审美游戏规则，吸引他们深度介入，并建构变被动为主动的游戏者，最终在一种不确定性和非生产性过程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这是当下本土大学美育的一个难题。

游戏之于美育具有显而易见的方法论意义，它在美育实践中不只是一种态度，也不只是一种情感状态，甚至不只是主体的想象力自由，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人之存在方式。今天，结构化的规范型学习和社交媒体占据了学生的大量宝贵时间，功利化的目标和精致利己主义的考量，大大地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大力提倡美育的游戏教学，显然具有积极应对的创新意义和价值。如何将美育课上得生动活泼而迥异于一般的知识型课程，游戏教学法显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探索方向。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