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傅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任特聘教授。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著有《傅杰文录》四卷（《文史刍论》《序跋荟存》《书林扬尘》《前辈写真》）《旧籍新书经眼录》《聆嘉声而响和》《论语百句》《校勘学概论》（与张涌泉教授合著）等。

2025年11月30日，“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八讲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讲座主题聚焦“王元化先生的学问、思想与风范”。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担任主讲，傅杰教授担任评议人。作为王元化先生的关门弟子，傅杰教授在评议中结合亲身经历，从学术传承与精神气质的角度对主讲内容作了生动补充。

纪念王元化先生诞辰105周年
傅杰

今天是元化先生105岁生日，今年也是我从母校获得博士学位30周年。特别感谢陈越光院长领导的中国文化书院、罗岗教授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母校举办这次活动。

罗岗教授刚才提到，正如陈平原教授展示的包括王瑶先生与王元化先生在内的那张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合影照片，所有最早的博导都是他们评选出来的。元化先生说第一次评的时候，钱钟书先生称我不带学生，所以不当博导；王元化先生称我不在学校，所以也不当博导。其他各位如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朱东润先生、萧涤非先生、王季思先生都是博导。

第二届评议组还是原班人马，元化先生正好率《文心雕龙》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当时师大博导较少，徐中玉先生自作主张说：“我们就把元化报上去吧”。于是很顺利就通过了。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跟元化先生是至交，元化先生回来也就只好认了，成了兼职博导。所以我们运气比较好，尤其是我运气更好，因为我的四位师兄都是八十年代的博士，而平原教授刚才说了，元化先生最重要的是九十年代，我是1992年考进来的。

元化先生在“胡风分子”问题改正之后，一度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工作。而我在杭州大学的硕士导师姜亮夫先生是先秦文学分支的主编。姜先生的第二个博士生是做思想史的，亮夫先生就请元化先生来主持答辩。我读元化先生的《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非常佩服。我是答辩秘书，我就跟元化先生说想考他的博士。他非常干脆地回答我：“我不招了。”他说招了生就要管，但他太忙管不过来。当时博导太少，他在我的师兄胡晓明教授毕业五年之后都没有带过学生，如果再不招按当时规定这个点就要取消。师大就做工作，说再招一个我们就后继有人了。我一直跟元化先生保持联系，他就问我你还要不要来，当时我留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讲师已经四年，还是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成为元化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到了上海之后，元化先生周围的年轻人很多，每年都给他过生日。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还到医院去给他过生日。展示一张我学生时代的照片：右侧兴高采烈在切蛋糕的是元化先生，中间拿着酒杯的是元化先生的好友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左边还有个穿着花格子衣服喝着酒的帅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全都见过——就是今天第一个发言的上海市社联的领导王为松书记。

这是1992年我入学之前元化先生来杭州时的合影——那个时候我的头发很多。当年的招生简章现在变成文物了，这张的标价160元，卖点就是冯契先生和王元化先生。

陈平原教授是现当代文学兼通古代文学的大家，也是现代学术史以及教育史研究的大家，他跟元化先生交往时间也长，所以由他的眼光来看元化先生，而且他自己的眼光之外还有王瑶先生跟元化先生的两心相契，他说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其实他的体会及见识自是其他人不易达到的。

我没有资格给平原教授做评议，只能根据他所讲的内容略作一点补充。

第一是刚才平原教授炫耀他自己很得意的是元化先生逝世之际他在接受访谈时说：元化先生“有历史感，有担当，又有趣味和文人气，显得可爱”。又说元化先生是“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 这个概括太好了！

元化先生是思想家、理论家，他研究讨论非常艰深的问题，但他也是一个文学的真正爱好者。我们现在哪怕是做文学理论的专家，其实对文学没有感觉者大有人在，不会为文学感动者大有人在。元化先生则是终身沉浸在文学当中的。而沉浸在文学中自然与元化先生的趣味、文人气大有关系，跟他通人的情怀也大有关系。

且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海的老翻译家方平先生翻译莎士比亚，以自己的稿费在上海戏剧学院捐赠了一座莎士比亚塑像，因为元化先生与师母张可先生编译过《莎剧解读》，方先生请元化先生去致辞。元化先生说：“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莎士比亚塑像在上海树立起来了。这座早就该在中国大地上建成的塑像，今天终于揭幕了。这是每个景仰莎士比亚的人，每个爱好和平、追求进步、把德行与艺术看得比金钱和权力更为重要，认为美必将战胜邪恶的人所感到庆幸、引为骄傲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包括了浩瀚的人生，而且还蕴含了渊博的知识和发掘不完的深邃思想。莎士比亚的光辉并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褪色。一个一个世纪过去了，一本一本作品被人遗忘了，可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仍像一座开掘不完的矿藏，永远保存着未被发现、未被揭示的新意蕴。它们向现在，也向未来，展示着尚未被人认识到的深刻哲理。”

这段话可以给平原教授的概括作很好的注脚。这是已年近80的老人的致词，还那么有激情，那么有情怀，显示出一生的文学的熏陶到了晚年仍未褪去的幸福——一个一生热爱文学的人当然是幸福的。

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对元化先生影响很大的还有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他读了半个世纪的书。元化先生在40年代写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四年前。那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我一早就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云块，天气是寒冷的，但是我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我跟随克利斯朵夫去经历壮阔的战斗，同他一起去翻越崎岖的、艰苦的人生的山脉，我把他当作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他行动之前并没有预先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像投机家有了成功的保障之后才来动手。他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才去战斗。”

元化先生1941年读到《约翰·克利斯朵夫》。1942年上海沦陷时，他在储能中学教初中，一位学生患了肺病，元化先生给他写信：“苦闷的时候，读读书也许可以帮助你，使你精神好一些。你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吗？我经常把它放在手边。当我对生活感到疲乏、精神感到沮丧的时候，就打开它来读，让它疗治我的空虚。希望这本书也会给你同样的力量。”这是一位22岁的青年教师和初中生的对话。我还亲眼看到，晚年元化先生在捐赠掉很多书的同时，却把跟随他半个世纪的旧版《约翰·克利斯朵夫》请人做了硬壳精装起来，一直都保存着。

第二是平原教授专门提到元化先生倡导的“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把历史背景和元化先生的意思做了很好的梳理。他写过文章，张隆溪教授、张伯伟教授也都写过文章，对元化先生的观点作了阐发。除了文学界之外，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邓小南教授也曾在一个在北大校庆之际的问答提到这句话。记者问：“您在讲话中谈到作为一流大学应该为国家、为人类贡献智力、贡献学术、贡献思想，我们追求的是‘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请问您提出这个观点的契机是什么？”

邓小南教授说：“‘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这是王元化先生晚年提出来的说法。近些年来，我在学术活动实践中观察到一些问题，确实有一些感触，因而想到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在我看来，学术与思想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讲述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肯定和学术史的脉络分不开。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必定有思想引领，有思想价值；真正有创见的思想，肯定以学理为基础，一定有深邃的学术作为支撑。就个人感觉而言，目前我们面临着诸多重大的挑战，而社会上往往是浮泛高调的口号多，而功实致力的方向不明确；学术成果数量大增，质量却没有相应提高；著述缺乏思想的力量，有专业规范，有注释标准，但内容空泛，重复应景，实质内涵乏善可陈。”

这既是对元化先生观点很好的阐释，也是元化先生的观点在文学界之外的学科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见证。

第三是平原教授忆及王瑶先生曾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在诸老辈外以元化先生殿尾，主要原因即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从而创出了新意，产生了其他一些老学者的研究所不能具有的影响。可与王瑶先生的意见相契合的，是程千帆先生曾经和他的四位得意弟子莫砺锋教授‌、‌张伯伟教授‌、‌张宏生教授‌、程章灿教授谈话，后来四位学生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发表，程先生说：“除了我们传统的学科方式之外，我们也要重视和西方学术有机结合。”而这种有机地结合，程先生举例：老一辈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比他们晚一辈的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而现在还在从事学术活动者则以王元化为代表。

我想补充一点，元化先生之所以能够在《文心雕龙》研究上把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做到这样的地步，是跟他下切切实实的苦功分不开的。他曾经自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因为对提高思辨能力有帮助，从开始的不知所云，到一遍一遍读，最后写出十几本的笔记。西方哲学史研究名家张汝伦教授不止一次讲过，黑格尔主要的思想精髓王先生都把握到了。而他的十几本笔记都是一字一句写下来的。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是名著。元化先生《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稿给复旦中国文艺批评史的前辈大家郭绍虞先生看，郭先生说价值当不在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之下。元化先生除了在青年时代跟父亲请的家教任铭善教授读《文心雕龙》之外，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全书他都用工整的楷书手抄过一遍，这个抄本后来捐给了家乡的图书馆。

所以后来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权威张少康教授主编《文心雕龙研究史》，山东大学的《文心雕龙》权威戚良德教授写的《百年龙学探究》，前者用专节、后者用专章都给《文心雕龙创作论》（后改题为《文心雕龙讲疏》）以很高的评价。

第四是平原教授提到了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这是我还在读博士时开始编开始出的，一共出了17本，我是元化先生编这个丛刊自始至终的助理，第一本没有署名，第二本开始署了主编助理，后来相继增加了徐文堪先生、钱文忠先生。从头到尾，就像平原教授说的，元化先生组稿改稿不止，对封面、印刷也都有自己的高标准。他1994年的日记记载：

四月二十二日 读稿疲绝。
四月二十三日 约李天纲来，请他考虑修改所交来的文稿。连日读稿改稿，未得休息。梅朵、芳藻带他们的小外孙来访，才使我停止工作，舒了一口气。
四月二十四日 读《集林》稿，今日始告一段落。
六月十四日 半月来睡眠一直不好，往往半夜醒来，看书至天明。致余英时函，致杜维明函并附丛刊卷一目录。王震坤来谈丛刊封面设计。
六月十五日 寄以下诸人征稿函并附丛刊卷一目录，计有：张灏、饶宗颐、刘述先、兴膳宏等。
六月十八日 得钱仲联信及亲手抄录的沈曾植未刊遗文十二篇，即复信致谢。
六月三十日 气温持续在三十八度以上。晚章培恒携其弟子邵毅平来。章交来为丛刊整理之陈寅恪批注《高僧传》文。小吴将丛刊封面设计图取去。
七月十四日 为《学术集林》写编后。
七月十五日 编后完稿。
七月二十日 上午去古籍研究《学术集林》繁体字校对问题，拟请古籍出版社校对组帮忙，远东出版社无校对繁体字力量。

这样的名望、这样的高龄，所有的事情他都亲力亲为。平原教授也讲到了，杂务之外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一辑的编后记元化先生就沉痛地写道：“笔者去年身体不好，小病不断，不是重感冒，就是腰痛发作，加之血脂和胆固醇均不正常。虽服药亦未见下降。尤为麻烦的是三月间得了带状疱疹，痊愈后在神经部位留下了后遗症。迄今已近一年，仍时时作痛，阴天则尤甚。除了这些病痛外，生活上也有无法摆脱的困扰。我的住房一前一后，正在兴建两座大厦，喧闹声不断，无片刻安宁。去年十月初，楼下邻居又重新装修居室，直至今年初方告竣工。在这三个多月内，斧锤敲打声、冲击钻的尖啸声重物冲撞声，如枪炮轰鸣。一天吵闹下来，耳边的轰鸣似乎已成惯性，到了夜晚虽服药亦难入眠，这使我得了心动过速症。处此环境中，笔者想求得片刻安宁已不可得，哪里还能读书和写作？去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噪声骚扰中度过。这就是我一年来的生活……前人曾感叹人的一生只有很少时间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幼小时浑浑噩噩，成年得为谋生奔走，年老后精力衰退，此外还有严寒酷暑之苦，天灾人祸之厄，真正可以用到求知与治学上的时间，简直少得可怜。看起来这似乎是无聊琐事，但无数人的生命就被这些琐碎的生活所吞噬了。这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们这一代人，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人物。希望在学术上有所成，只有期待于将来。”

这是他请的《学术集林》编委，包括华师大冯契先生，施蛰存先生。而华师大是有过哲学系的冯契先生、历史系的陈旭麓以及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以及元化先生的地方。钱谷融先生写过一篇《谈王元化》，说：“眼睛有关于神明，要认识、了解一个人，最好是看他的眼睛。”“有一种眼睛的光芒，是只有当一个人在思想高度集中时，当他全身心地为某个对象所紧紧吸引住了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当他陷于十分专注的出神状态的时候才会有的。”“一个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的人，是随时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客观事物（自己探索的对象）身上去的人。”

钱谷融先生专门写了元化先生眼睛的光芒，而我们所见过的前辈钱谷融先生、徐中玉先生，他们的眼睛里都是有光芒的。施蛰存 、徐中玉、钱谷融以及元化先生无不一生坎坷，经历过不公的遭遇，受到过猛烈的批判，但他们无不在困顿中坚持理想，从未黯淡过眼睛中的光芒。而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各种各样的困顿之中，我感觉——但愿是错觉——年轻人眼里的光芒正显得越来越黯淡。而如果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眼中的光芒慢慢减少，这个世界上的光芒也就会慢慢减少，这个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黯淡。这样的情形一定不是元化先生这些前辈们愿意看到的。我们今天纪念元化先生，正如王为松书记所说的，就是为了不让元化先生的文字与生命一起消逝，而要让这样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这个活动的主要原因，也是平原教授愿意专程从北京赶来主讲而我也愿意在这里附和的主要原因。希望在座的以及在收看转播的各位青年同学、各位青年朋友都能从前辈的业绩中汲取养料，振奋精神，让眼里的光芒永不熄灭。

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王元化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