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可冀，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浸会大学及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与老年医学临床研究。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首届立夫中医药奖，求是奖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为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陈可冀院士，以“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气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脉象仪的研制到冠心二号方的问世，从清宫医案的系统整理到川芎嗪的提取应用，他用毕生心血证明：中医药不是“故纸堆里的玄学"，而是可以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用严谨临床试验验证的医学瑰宝。今日特别转载陈可冀院士于2025年接受采访的记录，让我们一同走进他融贯中西、守正创新的传奇人生。

记者：陈院士，您好！今年是您从医的第76个年头，回首这漫长的医学生涯，您最想对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陈可冀：我今年已经95岁了，从1954年大学毕业到现在，这70多年来，我始终没有离开过病人，也没有离开过中西医结合这条路。如果说最想分享的，那就是这一路走来的感悟：天下的路很多，但实践告诉我，不能没有中西医结合这条路。

记者：您的人生起点是在福建福州，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

陈可冀：1930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福州闽侯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叫陈在梅，常年在北京、天津、河北的新闻界工作，所以给我取名“冀”，也是他对华北地区的眷恋。

我小时候还是听着《三字经》、《千字文》的诵读声中长大的，这些经典文献的熏陶，使我对中国传统文史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福州这座城市本身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三坊七巷”里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林纾等许多对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严复的《天演论》，这些都对我影响很大。

不过，说到我与医学的缘分，要从一次看病说起。小时候我患有鼻炎，父亲带我去找当时福州城里一位著名的中医叶烺藩先生。那位老先生给我开了一个方子，主要用的是辛夷这味药材，几服药下去，我的鼻炎也就好了。不单单是医术高明，叶先生那洒脱的处方字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用一支细毛笔，蘸墨的动作都很轻柔，在那张薄薄的黄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药名，潇洒自如。

那可能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医者”的形象——不仅要治病，还要有文化，有修养，有一种让人信任的气质。

记者：您的求学经历颇为坎坷，能否详细讲述一下？

陈可冀：那时候，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经常辗转多地上学，从福州铺前顶小学到闽侯苏坂小学，再到闽侯南灵小学，然后到福州三山中学，最后到福建省立闽清初级中学，分布不同地区。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闽清中学的那段经历，我是寄宿生，每半年才能回家一次。开学时，我要独自一人从闽江出发，到达闽清口岸后，再背着沉重的行李步行超过50里路到学校。

也是硬生生咬牙坚持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写照。

记者：1949年您高中毕业，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医学？

陈可冀：1949年，我高中毕业，同时被福建医学院、厦门大学和北京医学院录取，选择哪所学校，学什么专业，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重大选择。

我家临近医院，经常看到医生护士每天匆匆忙忙地救治病人，深受感动。

也许，做医生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吧！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头一天晚上还有炮声隆隆，一早解放军便已进城。看到整齐的队伍，听到嘹亮的歌声，当时就一个念头，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我也想为这个新时代做些什么。

那就学医吧，选择了福建医学院医疗系，我觉得医学是一门能够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能够减轻人们的痛苦，这符合我的理想。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是如何走上中医道路的？

陈可冀：1954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内科助教，兼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那时候，我的科主任是王中方教授，他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虽然精通西医，但巡诊查房时却经常用中药治病，而且屡屡见效。

我记得当年福建的一些地方血吸虫病流行，肝硬化腹水病人经常住院。西医常用汞撒利茶碱等利尿药，但王中方教授却常常开半边莲等中草药治疗，效果反而更好。这对刚刚进入临床工作的我来说，是一种自然的影响。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主席号召全国有3年以上临床经验的医生前来学习中医。当时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预定人选未能赴京，王中方教授问我是否有意北上学习中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如果当时没有响应这个号召，如果预定人选顺利赴京，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内科医生，不会有后来的经历和成就了。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决定了整个方向。

记者：在中医研究院，您师从了哪些名医？这段经历对您有何影响？

陈可冀：进入中医研究院，当时是“一徒多师制”，我有幸师从了几位中医大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首先是冉雪峰老师，他被誉为“南冉北张”中的“南冉”，是当时中医界的泰斗。我和另一名医师郭士魁受命拜冉雪峰为师。冉老师不仅医术高超，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在跟随冉老师学习的两年半时间里，除了抄写处方、临床实践外，他还指导我研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每天晚上，他都要给我们讲解中医理论，从《神农本草经》到《黄帝内经》，从《伤寒论》到《温病条辨》，那些晦涩难懂的古文在他的讲解下变得生动有趣。

有一次，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因误服过量乌头药物中毒，情况危急。冉老师临危不乱，果断使用西洋参等药物，成功为陈嘉庚先生解毒，让我印象深刻。

中医看病不仅要有理论功底，更要有临床经验和应变能力。

后来，我又跟随岳美中老师学习，岳老师是我国近代名医，被中医界誉为“圣手传方”。他主张学宗三家（张仲景、李东垣、叶天士），临证主张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相结合。

1957年，岳老师从日本访问归来，将日本汉方医学家大塚敬节赠送的《汉方诊疗之实际》等医书转赠给我，并附赠小诗：“东医虽亦学南阳，一病终归是一方。哪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精义耐思量。”

岳老师还有一句话深深印在我心里：“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这也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作为医生，我们要时刻想着病人，不能有半点疏忽。

记者：您年少有为，很早就在脉诊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这里面是怎样的故事？

陈可冀：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切”指的就是脉诊，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我对脉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7-1958年间，我与章宗穆研究员合作，在中国科学院声学专家马大猷院士的协助下，制成了以酒石酸钾钠为换能元件的“寸关尺脉搏描记仪”。

我们请蒲辅周、杨树千等老师把脉，同时用仪器记录，对400例17种脉象图与心冲击图、心电图及心音图作了同步描绘，就这样创造了我国早期的压电晶体式脉象仪。

后来在黄宛教授和张锡钧教授的指导下，我还进行了高血压弦脉特点及其产生机制的研究。我们将弦脉分为三级，通过临床观察和实验证明，弦脉的形成与儿茶酚胺水平及血管敏感性有关。

而且这个研究结果是在我们几个研究员身上自己做出来的。

根据中医理论，弦脉与肝阳上亢、血管紧张有关，但这只是传统的理论，缺乏现代科学的验证。我们想要搞清楚弦脉形成的具体机制，仅仅观察病人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对照实验来证明。

那时候也没有实验动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人身上做实验。张锡钧教授建议我们用去甲肾上腺素来模拟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看看是否能诱发出类似的弦脉。

我们几个研究人员一合计，都决定要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药物开始起作用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太阳穴有跳动的感觉。最神奇的是，脉象确实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缓和变得紧张、有力，就像琴弦一样。

我们按照von Euler法测定血液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发现当浓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出现典型的弦脉。这个发现让我们非常兴奋，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了中医弦脉的机制。

这项研究让我获得了参加1959年全国群英会的机会，那时候能参加群英会是很大的荣誉，也坚定了我继续从事中医研究的信心。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心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

陈可冀：这还要从阜外医院开始说起，1956年，国家开始重视心血管病研究工作，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同时，中医研究院也确定了几个重点攻关题目。

1959年和1964年，我陆续参加阜外医院主办的心电图学及心脏内科医师进修班。其中，1959年的心电图学进修课程是由黄宛教授和方圻教授两人每天轮流主讲，为时1个月余。

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教学效果一点都不差，黄宛和方圻教授拿着1米多长的木制“两脚规”在黑板上比划测量心电图的各项数据，以便大家理解，虽只有一个月，但是给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心电图基础。1964年更是脱产一年，在阜外医院心内科医师进修班学习。

后来，我和老中医赵锡武教授、郭士魁研究员等与阜外医院协作，开展了一系列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究，主要聚焦于高血压病和冠心病。

那时候，西方降压药虽然有了发展，但调节症状的效果不够理想。我们对262例高血压病患者进行了中医辨证分型治疗，通过对高血压病分证型治疗的研究观察，我认为，高血压病的中医分型与高血压病分期之间有一定联系。高血压病的初期患者多表现为实证，病变重心在传统医学认为的“肝”；中期多为虚实兼见，病变则在“肝肾”；后期多为虚证，病变重心在“肾”。据此辨病与辨证合参，对指导高血压病的临床治疗可能有所裨益。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对高血压病是按血压水平、靶器官损伤程度及病因学三种方式进行分期、分型及评定疗效。我觉得，虽然这种方式可被传统中医参考借鉴，但高血压病的治疗目的并非只是单纯的降压、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还应包括“改善机体各系统的功能水平，以及适应社会环境能力等的生存质量”，即应同时观察其相关的证候演变。

这个结论写成论文后，得到了吴英恺院士的认可，并鼓励我让我在1959年全国首届心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做大会专题报告。

那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发言。

记者：活血化瘀理论是您的重要贡献，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

陈可冀：活血化瘀理论的形成，源自于我和郭士魁老师在临床中的一个病例。

那是一个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他很爱吃猪肉，后来他得了冠心病，心绞痛发作得很厉害，每周要含用一瓶（100片）硝酸甘油。郭老师用名方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后，很快获效，到后来每周只需含用20片左右的硝酸甘油。

这便是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的源头。

后来，我开始系统地研究活血化瘀理论，翻阅了历朝历代的医学古籍，发现从秦汉到元明清，各家学说都有关于血瘀疗法的记载。在西医看来，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而在中医看来，冠心病就是血液不通、血瘀。

“不通则痛，痛则不通”的观点延续了上千年。

于是，我和团队将传统血瘀证标准提高到当代综合征水平，认为血瘀证可分为血瘀证I型和II型。并尝试把中医活血化瘀的思路运用到冠心病的治疗中，从150种活血化瘀的药物中筛选出35种具有确切疗效的药物，根据疗效成分不同，首次将活血化瘀药物分为和血、活血、破血三大类。

并同步将血瘀证的成因做了归纳：久病多瘀（慢瘀）、温热病重证必瘀（热瘀）、创伤外证多瘀（伤瘀）、急证多瘀（急瘀、毒瘀）、老年多瘀（老瘀）、寒凝致瘀（寒瘀）、紫舌无症状之瘀（潜瘀、前瘀）。相应地采取益气活血、理气活血、化痰活血、软坚活血、养血活血、止血活血、温通活血、清热活血等不同治法。

记者：后来从传统方剂到冠心二号方是怎样的过程？

陈可冀：1970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对冠心病的防治研究，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应运而生，由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担任组长。

我们以传统活血药材为核心，最终确定了冠心二号方的组成：丹参、川芎、赤芍、红花、降香。这五味药看似简单，但每一味都有其独特的作用。

丹参活血祛瘀，川芎行气活血，赤芍清热凉血，红花活血通经，降香理气止痛。这个配方体现了中医“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既有主药，又有辅助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1981年，我们进行了国内第一次中医药临床双盲随机对照试验。这在当时是很稀奇的，因为中医药研究很少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与阜外医院、同仁医院等几家医院合作，用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冠心二号方的疗效。

结果让我们很兴奋：用活血化瘀治法治疗的5316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有效率从70%提高到了88%，这个数字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

1982年，我们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发表了《精制冠心片对冠心病心绞痛双盲法治疗112 例疗效分析》，是我国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领域第一篇符合循证医学要求的临床论著。

这项集体研究也荣获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为防治冠心病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形成了辐射全国的“活血化瘀现象”。

记者：川芎嗪的发现有什么特殊意义？

陈可冀：川芎嗪的发现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研究冠心二号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川芎这味药有特殊的作用。通过现代化学分析，我们从川芎中提取出了一种生物碱，后来命名为川芎嗪，学名是四甲基吡嗪。

我们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川芎嗪确实有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临床上验证了它对急性脑血栓患者的疗效：70%以上的患者治疗后能够下地自理生活。

川芎嗪后来在全国推广，成为了国家基础药物目录的一员。

中医药的现代化不是要抛弃传统，而是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释和验证传统理论。

不只是川穹嗪，还有附子Ⅰ号（去甲乌药碱），表明有改善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作用，具有明确的β-受体兴奋作用；赤芍、毛冬青、延胡索等等多种中草药，我们都从生物学的层面对有效性进行了证实。

记者：清代宫廷医案的整理工作又是如何开始的？

陈可冀：清代宫廷医案的整理工作，这要追溯到1956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那时我参观故宫博物院，看到玻璃展柜里展示着一系列珍贵的帝王与后妃医疗记录，包括康熙、同治、光绪以及慈禧太后的病历档案。但由于社会背景的原因，我只能窥见档案的部分内容。

改革开放后，故宫重新开放，1980年夏天，我正式向领导提出建议，希望能系统整理研究这些珍贵的宫廷医疗档案，包括宫廷脉案、内务府抄件、皇帝及皇后用药底簿及配方、御药房各项记录、皇帝有关医药的种种“朱批”、宫中敬事房档案及皇帝“起居注”等，还之于民，进一步进行临床验证及实验研究。

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教授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领导的支持。

记者：这浩瀚书海的整理工作一定很艰难吧？

陈可冀：确实很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材料约3万余件，包括从顺治到宣统的所有皇帝的医疗记录，其中以慈禧、光绪、李莲英等的“脉案”最为完整，有些甚至是数年连续记录，无一日或缺。

有些病案记录极其详细，比如同治皇帝患天花病，自发病至驾崩，长达36天，病状处方每天记录，前后相承而无空缺。

不过，这些档案的保存状况参差不齐，有的保存得很好，但也有一些手一碰就碎了。而且纸张档案味道特别难闻，十分呛鼻，我们一打开就被刺激得咳嗽。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据此编纂并出版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医案研究》、《清宫代茶饮精华》、《清宫外治医方精华》、《清宫膏方精华》等多部著作。这些书不仅在国内出版，其中主要几部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海外出版。

记者：从这些宫廷医案中，您发现了什么规律？

陈可冀：我发现清宫医疗经验有八个特点：

维护宫廷利益，崇尚实效，辨证论治；

师古而不泥古，法度谨严，广用经方；

借重通腑治法，驱除积滞，推陈致新；

征用温病时方，不拘师古，承先启后；

废除金石丹药，补益增寿，侧重调补；

重视日常防病，清气化湿，消导通利；

实践归经理论，应用药引，丰富多彩；

运用代茶饮法，调治兼顾，因病制宜。

虽然治疗的是帝王将相，但御医们用药并不保守，该用峻猛药物时绝不手软，这说明当时的中医水平很高。

我们还对清宫医疗经验进行了现代科学研究，比如，我们证实了御制平安丹的防治晕动病作用，清宫寿桃丸的清除自由基作用，清宫八仙糕的改善小肠吸收功能作用等。

现在大家熟知的“清宫寿桃丸”，原名“蟠桃丸”，就是我们从清宫医案中挖掘出来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证实，它可以改善认知功能障碍，目前已被推广应用。

记者：七八十年代您开始关注老年医学事业，您还整理了大量古代老年医学文献？

陈可冀：最早是1978年，我整理岳美中老师资料和中医药古籍，出版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也是新中国第一本中医老年病专著。后来，1983-1985年，我集结相关专家，耗时3年深入挖掘周秦至清代的数千种医书文献，系统梳理出十个类别，包括专著、养生、医理、医案等，最终编纂完成了《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一书，总计130万字。

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为现代老年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中医在老年病治疗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这些传统智慧值得我们好好挖掘和利用。

记者：您创办的学术期刊对中西医结合发展有什么作用？

陈可冀：学术交流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1981年，我在季钟朴教授的领导下参与创建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并担任首任秘书长。同时，我们创办了《中西医结合杂志》。

后来，为了加强国际交流，我们又创办了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英文版。这本杂志自2008年起被SCI-E收录，成为我国首个被SCI收录的中医期刊。

作为大会主席，我还相继主持召开了第一、二、三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中西医结合国际品牌会议。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医药的文化自信？

陈可冀：中医药文化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同源同构。

我认为，中医药人只有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才能聚精会神、平心静气地搞好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当然，这绝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建立在深厚学术基础上的理性自信。

现在有些人对中医药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我认为这是对中医药缺乏深入了解的表现。中医药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它的科学性需要用适当的方法来验证和阐释。

记者：2015年屠呦呦教授获诺贝尔奖对中医药界意义非凡，也是对西学中的一种肯定。如果年轻医生来问您：为什么要选择既艰难又漫长的中西医结合道路？您会怎么回答？

陈可冀：屠呦呦教授就是参加过第三届中国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接受了为期两年半的中医培训，后来受到东晋药学家葛洪《肘后备急方》这本书的启发，书里有句话说青蒿要“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而中药一般都是煎煮的，一下子打开了灵感，青蒿素提取需要低温。她在获奖感言中说，中药原是“一筐草”，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会发展成为“一块宝”。

这句话发人深省，也坚定了我回答年轻一辈的信心。

首先，这是时代的需要。当代科学与文化的发展，通常都是多元交叉、共生、共存和共赢的。

其次，这是患者的需求。中医和西医虽然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及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但保障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是两者的共同价值取向。

第三，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前景光明。根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的初步结果，中草药有2万多种，我国自古代留下的10万册古籍中，有1万余册与中医中药学相关。这是多么巨大的宝库！

关键是要将古典文化、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求得创新发展。

记者：您现在95岁了，还在坚持工作，这是出于什么动力？

陈可冀：中西医结合工作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现在还能工作，就做点，因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也值得去做。

叶剑英21元帅说过“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我的黄昏也应当是明亮的。

记者：最后，您对自己的一生有什么总结？

陈可冀：回首这90多年的人生历程，我可以说是充实而有意义的，我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中西医结合医学这一年轻而又壮丽的事业。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掘和提高，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必须走的路，不能墨守成规，要开放包容，可以用传统的方法，也可以结合不同的医学或非医学专业模式；不要拘泥于一种，要提倡互补，达到共赢和多赢。

这是我走了一辈子的路，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医者人生，也是一个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奋斗终生的人生。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能够造福人类的。

结语

这位已近期颐之年的老人，却依旧保持着年轻人般的工作热情。

“把90岁当做青春来看”是多么豁达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他用70余年的从医生涯，书写了一部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医学传奇。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

愿陈院士健康长寿，愿中医药事业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芒。在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像陈可冀院士这样的医者，续写着中华医学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