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苏叔阳,著名作家、历史文化学者,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今天是苏先生去世四周年忌日,特发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张军纪念文章,以怀念苏叔阳先生。
2012年苏叔阳先生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在接过聘书那一刻,苏先生深情地说道:“……,这些年就我个人而言一直从事与文化相关的事情,有一些个人的心得体会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为此各方面也给予了我一些头衔;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在我接近耄耋之年时,竟然有幸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中国文化书院在我心中始终是一座文化的圣殿,我深感能力有限,因此从未有过任何奢望;今天能获此殊荣,令我诚惶诚恐。多年来,我虽然在文化领域做过一些事情,但坦率地说,在我内心深处却始终没有一个文化群体的真正归属感,这似乎成为了我至今的遗憾。但就在此时此刻,我的遗憾突然烟消云散,有了一种极强的荣誉与归属感。我万分感谢汤一介先生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对我的认可;在此,我想对30年前对我有过教育之恩已故的中国文化书院创院导师侯仁之先生,对在座的汤一介、乐黛云夫妇、王尧先生、王守常院长以及书院同仁说一句心底里的话: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这个头衔,将是我生命中最看重的一个荣誉,这不仅仅是一个光环头衔,不仅仅是一种归属感,这更是一种无尚纯洁的荣誉以及对我的认可,对此,我将珍惜至终,谢谢大家”。

苏先生受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后与书院领导合影(右四:苏叔阳)
苏先生与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渊源颇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先生受邀担任一部反映北京历史文化电视纪录片的总撰稿,他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教授,北京史专家侯仁之先生;苏先生曾多次前往侯先生家中拜访请教;侯先生十分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于是主动提出愿意与苏先生一同前往一些拍摄现场详细讲解相关历史。苏先生用“诚惶诚恐”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多年后,苏先生深情地回忆说:“当年因拍摄纪录片我与侯先生密集接触了近半年时间,体会最深的就是老先生知识渊博,和蔼与谦逊,一点大师的架子都没有,他的谦逊经常会让我“忘乎所以”,海阔天空地与之闲聊;有一次我竟然与老先生聊起了中国古代诗词,令我吃惊的是老先生对于中国古诗词也有着很高的见解,一时间让我自愧不如;这超出我们本该有话题的闲聊,竟然持续了很久,我被先生的渊博知识彻底折服”。

多年后,苏叔阳与侯先生之女侯馥兴相见
苏先生与汤一介、乐黛云夫妇:苏先生受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之前,专门拜访了汤一介夫妇,让人没想到的是在见面的那一刻却是乐黛云先生显得有些激动,上前一把拉住苏先生的手说道:“终于见到你真人了,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你的很多散文我都拜读过,特别是那篇《故土》写的真好,你可是个大才子呀……”(注:此话乐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说完乐先生真诚地笑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粉丝追捧”,苏先生显得不知所措了,连忙说道:“岂敢岂敢”,要说粉丝,我的的确确是您二位的粉丝,今日能结识二位先生,乃此生大幸……”;几位先生的初次见面就是在这样“互相崇拜”的气氛中开始。事后苏先生每每说起乐先生时都表示,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作为一个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乐先生竟然会关注自己的散文作品……。
整整一个下午,三位老人海阔天空地畅聊着,其中苏先生重点向汤先生请教关于“新轴心时代”的相关问题。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作为一名作家,苏先生十分关注汤先生所倡导的“新轴心时代”的论说。在此后的几年中,苏先生多次拜访汤先生对此话题展开了深度的探讨。体现出一个作家对哲学问题的高度思考,以至于苏先生在多个公开场合以此为命题的讲座,成为汤先生“新轴心时代”论说的极力推动者。

苏先生看望汤一介夫妇(右起:汤一介、苏叔阳、乐黛云)
在此后的几年里,苏先生每年都要拜访汤先生夫妇,每次都是聊的十分尽兴,苏先生与汤先生更多地是探讨哲学问题,与乐先生则更多地在聊文学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苏先生称汤先生为“先生”,汤先生则回称其“叔阳”,苏先生称乐先生“老大姐”,乐先生回称之为“小老弟”,由此不难看出他们之间十分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像是家人一般。

苏先生赠送《西藏读本》给乐先生
三位先生,守望多年,互相推崇,晚年时因中国文化书院而结缘,这也许就说世人所说的“缘分”吧,这种缘的纽带源自于他们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在汤先生去世后5天,苏先生以《坚忍的大师,祭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为题目撰文发出悼念文章,在深情追忆汤先生的同时,重点论述了汤先生的“新轴心时代”的观点(后附全文)。

汤一介先生为苏叔阳文学馆题写馆名
(右起:王尧、苏叔阳、作者、汤一介)
苏先生与王尧先生:苏先生晚年为撰写《西藏读本》,曾多次拜访著名藏学大师王尧先生,请教有关西藏的问题;由此两位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西藏读本》问世后,王尧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关于西藏的通俗读物我见过很多,但苏叔阳这本书是我见到最好最流畅的一本,我没想到他能用散文体把西藏的历史问题描述的这么清楚,他真不愧是一位著名散文家,最关键的还在于他同时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者;多年前,我曾经被他的《丹心谱》所感动,如今,我又被他的《西藏读本》而感动,他把西藏历史梳理的清清楚楚,同时,他又透过极具感染力的文字把西藏描写的十分很美丽……”。

王尧先生用藏文提写“六字真言”赠送苏先生
这便是苏叔阳先生与中国文化书院的前缘,由此便不难理解苏先生在受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时那一份真情的流露。

左起:苏叔阳、王尧、汤一介夫妇、孙长江夫妇
众所周知,苏叔阳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散文家,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苏先生在60岁以后逐步转向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对以传统文化学术视角为背景的研究。他在多个场合以老子、庄子思想为核心讲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在大型论坛上以“新轴心时代”为命题,集中阐述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与差异;坚信“新轴心时代”必将到来。他晚年以历史散文体撰写的两部著作《中国读本》、《西藏读本》影响巨大,被后人称之为“苏氏读本体”;其《中国读本》被翻译成15国文字文本,总发行量超过1500万册,《西藏读本》也被翻译多国文字出版,发行超过数百万册。苏先生将近300万元的版税收入全部捐献给西藏,用于西藏问题研究。
苏先生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任何与苏先生接触过的人都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那是一种能直击你心灵的四射魅力。
他在十年浩劫之后的上世纪七十末至八十年代初创作的电影、话剧、散文、诗歌如同一股清流,《丹心谱》、《夕照街》等作品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曾多次担任大型文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总撰稿人,开创了那个时代文化纪录片散文体解说词的先河,引领了一股潮流的走向。
他曾三次拒绝上央视百家讲坛,理由只有一个:“我的板凳深度不够,不能误人子弟”。
他以一个散文家、历史学者的角度倾心撰写的《中国读本》与《西藏读本》,形成了独有的散文体读本样式,开创了“中国读本体文学”创作样式,成为了历史散文体中独具风格并被誉为“苏氏散文读本体”。这两书一并发行近2000万册,纵观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此类图书能达到如此发行量,恐为孤例!
他作为一个诗人,他对古典诗词有着很深的造诣,晚年时,集多年对苏东坡诗词的潜心研究,决心创作话剧《梦里东坡》,他曾在多个场合讲述“在梦中与苏东坡相遇”的场景,那是一次古人与今人的经典相遇,令倾听者无不陶醉其中;遗憾的是,病魔并未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终未完稿。这也许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永久的遗憾。
他的极度浪漫主义情怀始终能影响周围每一个人,即使是面对死亡亦如此。他患癌症20多年,先后转移三次,大手术之后他创作了那篇著名的散文《疼痛》,其中丝毫感觉不出来他的绝望与痛苦,相反,字里行间中透射出的却是“疼痛与死亡的美丽”。面对癌症死亡的时刻召唤,他每天晚上叮嘱自己:“每一天的太阳都不一样,我一定要看一眼明天的太阳再去死”;就这样,他与一个虚幻臆想的信念,与一个每天升起但都不一样太阳相约相守,完成了长达20多年与“太阳”的约会。谁能否认这不是一种极度的浪漫情怀。
中国抗癌协会邀请苏先生出任“中国抗癌形象大使”,他坚决拒绝,并留下一句经典:“我从没有抗过癌,癌症就是一个你虽然有些讨厌,但又无法割舍的老友,我始终在善待我这位老友,所以我不是抗癌者”。苏先生善待“癌症老友”持续了20多年,这种极度深邃的浪漫,足以使旁人窒息。
具有浪漫情怀的人很多,但具有极端浪漫主义情怀的并不多见,当一个人面时刻面对死亡拥抱时,依旧能发出如此浪漫的经句时,这才是真正具有极端浪漫主义情怀的人,苏先生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即使是站在死亡线上都时刻传递着一种浪漫情怀,这不得不令世人所动容。

苏叔阳先生的眼神
这是苏先生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恳请你凝视他的眼神,告诉我,在那眼神中你看出了什么?
深切怀念苏叔阳先生!
以此为苏叔阳先生去世四周年祭文!
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
张 军
2023年如火的七月
附:汤一介先生去世五天后苏先生发悼念祭文
《坚忍的大师,祭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
苏叔阳
轴心时代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就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而且是人类文明伟大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也是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论说,完全可以与当代的许多文明交融和并存。科学共产主义作为对人类终极理想的理论,和儒家对大同世界的认知完全可以对应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明完全可以互补,“和而不同”。

甲午中秋前夕,中国文化书院部分师生小聚,秘书长张军先生和我约定,9月10日赴汤一介先生病榻前探视问安。孰料,9日深夜,即接到张军的短信,悲痛地告诉我汤先生于21时刚刚仙逝……不由悲从心来,拜识、就教汤先生几年的往事涌上心头,立刻泪湿眼眶,默默无言。
2009年,在和北大的朋友们一次聚会中,幸运地拜识了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他们二位早已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早年历经坎坷,学业荒疏,70后而仍惑,能在退休后拜识二位先生,真是一种福分。

记得有一次在报上看到汤先生的一篇讲演稿,大意是说西方哲学界,有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正方兴未艾。它的旗帜,已将“个性解放”改为“尊重他人”,这和儒家思想的“亲亲、亲仁、泛爱众”与“和而不同”相一致,因此,他认为一个不同文明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相互交流互融、创造人类新文明的新时期即将到来。他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地梳理自己的文明,来迎接这个新的时期。
我为他的这篇高瞻远瞩的讲演所鼓舞,在电话里向他表达我的学习体会。他听了很高兴,把讲演全文寄给我。他的意思是,由于各种原因,人类近代第一次启蒙运动,在中国受到挫折,没有充分的展开。这是中国近代呈现滞后状态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个新的启蒙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切不可再失去这个机遇。这个新的西方文明的思潮同我们传统文明的核心有着本质的相同之处,所以,我们应当扬弃、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明,为人类新的文明时代做出伟大的贡献。
他在以生命为本,调动全部精力完成《儒藏》工程之余,又日日夜夜研究当前最紧要的哲学问题,希望有所发现、有所指导。他越来越多地从雅斯贝尔斯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反复地、不倦地述说他的理想,寻找当前该有怎样的哲学论题,该怎样做。今年初春时节,蒙汤先生赐大作《瞩望新轴心时代》精装本,我感受到他以命相搏,初战告捷的喜悦。谁说病弱的哲人不是战士,他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任什么也不能摧垮。

五月中旬我以在太湖文化论坛上一篇论文《寄希望于新的文明轴心时代》的提纲就教汤、乐两位先生,汇报我学习汤先生新作的体会。我非常赞同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他所著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所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论点。他说“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25度至35度之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还有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创造了不同的文明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尽管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他们在轴心时代的文明各有特色与不同,却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他们所研究的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乃至人的本性和人类的终极理想等等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有关真善美等等问题。
这个轴心时代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就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而且是人类文明伟大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也是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论说,完全可以与当代的许多文明交融和并存。科学共产主义作为对人类终极理想的理论,和儒家对大同世界的认知完全可以对应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明完全可以互补,“和而不同”。
听汤先生弥留时的身边人说,先生最后时刻,喃喃而语。有人说是:“真善美!”有人说是:“天人合一!”反复几次后,先生阖然长逝!我听了极为震动。我想无论先生说的是什么,都表现了他对自己信仰的深爱和坚定,以及为此奋斗一生的自豪和肯定。他以此向世界宣布,他因热爱和张扬中国国学而不悔而自豪而觉光荣,他也自信因此他的生命将和天地、和大美融为一体。这是多么坚韧的斗士的品格!这是多么崇高的英雄诗篇!
2014年9月14日于京华寤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