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不听那些旁言碎语！”——记新世纪“比较文学学术”的擎旗者乐黛云先生

严绍璗先生

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应时代之需要而得以苏醒，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星星点点的个体研究，终于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学科，并且构建起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平台，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三十年间艰苦曲折却又是满怀喜悦充满生命力的学科创建历程中，乐黛云教授以她对学术的忠诚和对学术的敏感和智慧，以她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和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始终高擎着“比较文学”的学术大旗，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进。

乐黛云先生

现今，作为具有完整体系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是以它在大学中建立起了具有系统性的研究人才的培养机制、在国内外研究层面中形成了既是广泛的又是有机的学术联络以及公刊了足够的体现本国研究业的研究论著和出现了由国内外学术界认定的学术领导人作为其标志而现于世人面前的。一般说来，这四大系统的状态也正是国际上考察学术是否构成独立体系的基础性标准。三十年来，乐黛云教授正是以中国学界急切期盼的献身精神，执着顽强又乐观通达地活跃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各个层面中，作出了必定会记载于我国人文学术史的贡献。

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应时代之需要而得以苏醒，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星星点点的个体研究，终于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学科，并且构建起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平台，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三十年间艰苦曲折却又是满怀喜悦充满生命力的学科创建历程中，乐黛云教授以她对学术的忠诚和对学术的敏感和智慧，以她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和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始终高擎着“比较文学”的学术大旗，引领着这支队伍的前进。

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间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和这样的气势，乐黛云教授具有擎旗之功。当然，中国比较文学假如没有乐黛云教授的参与，在这三十年间顺应时势之需要也会发展起来。但我也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间没有了乐黛云教授参与的中国比较文学，一定就不是今天展现于世界学术界的这种生动活泼的现状了。这并不是为了贡献于乐先生七十五华诞而作的一个随意性的说法。我相信不抱偏见的学者，不管是赞成乐先生学术理念还是与乐先生的学术思路尚有商榷之处者，都会与我具有同感，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一结语的。

1981 年1月，北京大学出现了我国比较文学史上第一个学者同盟一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同月 23 日北京大学第四十次校长办公会议批准了这一研究中心。尽管它是一个“虚体建制”，但可以说这是一颗引发后来近三十年间中国比较文学鲜花盛开的伟大的“种子”。因为后来最早建立的作为我国培养比较文学学术人才的实体性机构即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及后来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研究者的广泛的学术同盟即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都是由这一颗“种子”绽开的花朵。乐黛云教授以“知天命”之年担任了这一学会的秘书长，辅佐季羡林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从事“研究中心”的实际工作，开始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走上了她在比较文学领域中思考学术理念、培育稚嫩幼芽、结集研究队伍的第一步。

1985年，乐黛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大学官方网站

乐黛云教授多次鼓励我说:“季 (羡林) 先生是到七十岁才开始真正进入学术写作的，我五十岁走上比较文学之路，你四十岁跨入这个学科，应该更有作为啊!”她描述的是三代人进入这一学术殿堂的不同年龄段，典型地体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期中国人文学术的时代特征，背后隐藏着的则是多么深厚却又是难以一言解明的文化语境。本文不讨论上述三代人以不同的年龄段却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层次不等地触摸到比较文学学术的复杂文化语境。其实，熟悉乐黛云教授的人都能体验到，她对于我国人文学术的忠诚和执着，并不是从这时候才开始，而是深深发自于内心并且一以贯之于生命之中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她完全有机会走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道路，成为一名女外交官。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时至今日也仍然是许多知识者所向往的处所。乐黛云教授之所以在当时没有接受有关方面这样的好意，完全在于她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憧憬和对于我国国民精神的人文主义的关怀。这二者对于她来说，具有作为她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的本质主义价值。如果我们探讨她在 1957-1958 年所谓的“反右派”斗争中所遭受到的严重冲击，其人生哲理的根源其实也在于此，即她内心的此种本质主义精神形态与当时的主体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主流话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后二十年间的政治冲击和动荡无定的生活，并没有磨损她内心的憧憬和追求，只是以更加深沉的形态沉积在心灵的更深处。此种沉积抑郁一直到了中国当代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此种人生哲理便在她的心中以三十年的积蓄喷薄而出，构成为巨大的精神能量。在我的记忆中，从这一刻起，她就永不知疲倦，永远有追求，理性与热情浇注着她的全身，承接老一辈的智慧，启迪下一代的心扉。

我自己当时是小于乐黛云教授十岁而一直生活在北大圈子里的一个“知识青年”，受到乐先生精神的鼓舞，萌发对于人文学术新精神的向往。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比较文学”的概念，参加了由她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翻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兴趣勃发，并以《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和《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 两篇论文作最初的试探，试图涉足“比较文学这一新的学科，受到乐黛云教授极大的鼓励。她对我说:“你做的这些就是比较文学!”我欣喜之极，茅塞顿开，便把自己正在从事的“日本中国学”渐渐地纳入到了“比较文学”的序列中，由此走上了这一条不归之路。

1981年夏天后的三年，对于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观念的进一步的认定和扩展，或许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她作为中国第一名派遣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修的学者，到达了半个世纪前为我国人文学界造就过“哈佛三杰”的学术重地。历史的进程总是具有内在的自我意志，显示出内聚的庄重性和严肃性。它的进程在一个短时期内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理解，但是，从它的总体推进中人们终究会意识到它的有序的特征以及一时不能解明的因果关系。人们称之为“巧合”的，事实上就包孕在历史自我的进程中。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学术界有被称为“哈佛三杰”的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三学者，他们曾受学于美国“(新)人主义”的旗手又是哈佛比较文学的创始者之一的白璧德教授 (Pro. Irving Babbitt)。三先生回国之后，在中国学界创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汇合开辟了一个具有新意的学术空间。透视乐黛云教授的人生哲理与学术理念，她与“人文主义”和“哈佛三杰”创导的“中西融化”观念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并表现出隐秘的痕迹，并且与她自己生活的“时代文化”执拗地纠缠在一起，发而为对人文学术的忠诚追求——甚至有些狂热，发而为对国民精神的人文主义的关怀，甚至有些固执。这可能是她的家学渊源和她师承关系的双重层面，与中国人文的广阔的“学术场”相互作用反复渗透的结果。意想不到的是，历史继续推进着这些联系与撞击，由隐性的关联发展为日益彰明。当乐黛云教授进入哈佛大学开始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学术巧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力量，几年后它却以生动的形态展现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轨迹之中了。

当“小农”思想仍然作为社会普遍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时候，“留洋”(哪怕是由国家派出的“留洋”) 常常会遭遇到人们匪夷所思的猜测和评价。我认识一位年轻的朋友，他在1990年到国外去读研究生课程，在办理手续时，大学的共青团委竟然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共青团团证”撕得粉碎，扔到了写字台旁的垃圾桶里，他亲眼看见自己作为“叛徒”被清除了。何况乐黛云教授是在1981年就出去“留洋”了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界的一角忽然传出了“乐黛云这一去不会归来”的各种消息。当时，我正受乐先生的委托，处理她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后期出版的一些杂务，感到莫名惊诧。在此之前的十五年间，即从 1966年起，我与乐黛云教授一起迎接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最强劲的狂风暴雨。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和北京大学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控制”下的时候，我们被分配在同一个“红卫兵班”上接受“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在江西潘阳湖畔全国血吸虫与血吸虫病最高发生率的区域一一百里无人的“鲤鱼洲五七干部学校”中，面对着龙卷风和大洪水，遭受着热浪与寒潮的阵阵袭击，我们在同一个连队中“背朝苍天，面向黄土，战天斗地”；我们又被编制在同一个小分队中经受了从潘阳湖到井冈山数百里徒步行军的“战斗洗礼”，在井冈山顶的茨坪住进人民币三分钱一天的茅草屋共同迎接“红太阳”的升起，在“金色的草棚”中共同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大学”。依凭在这样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对她的理解，我深知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的匮乏并不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她内心的企盼和忧虑是如何真正地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乐先生正是这样的充满东方古典主义的女性，她为此而焦急，为此而努力。现在稍稍年轻的朋友听我说这样的信念，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会觉得“矫揉造作”。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那样的时代，因为你与她不是同一种生存经历。读过乐黛云教授的自传 To the Storm (《面向风暴》，英文版)，你就能明白这种精神的真实。当那些谣传发生的时候，尽管熟悉她的人觉得很是无聊，但谣传却以“更加真实”的形式展开了。我们所在单位里的一位教授要到美国去开会，领导嘱咐他说:“你看到老乐，对她说，只要回来，一切就不谈了。”就好像老乐真的“有事”了，只是领导的“宽大”与“开恩”，就一切“不谈了”。等那位教授归来，询问他执行任务的情况，他说:“我碰到老乐了，看到她很开心的样子。她说了她的很多收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我就说你安心做你的研究吧。人家好好的，我怎么能说那样的话!”他们两个人在会见时体现的正是同一种精神。我不明白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老是习惯于用猜度他人是否具有“爱国心”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度”。我不好用诸如“心理病态”或“性格缺损”之类的范畴来对他人定性，但我想这些朋友一定是把“外面的世界”看得比中国好吧，于是便用自己可能产生的“流连忘返”的神秘之感，去解析他人的生活模式，真是一种“懦弱的趣味”!其实，他们很不理解乐黛云教授的生活信念。乐先生对我说:“我最能产生思想、最能写作的地方，就是自己家里的那间书房里的那张桌子和那把椅子。”这是把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最炽热的感情作了最朴实的表达。1984 年夏天乐黛云教授从美国回到北京，带着她对于人文学术特别是对比较文学的许多新的思考和希望回来了。但是，当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正面临着某些“语境作用”的时候，她立即把她的企盼和希望转移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前哨——深圳，在深圳大学的支持下建立了“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乐黛云教授在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走出了推进这一学术的切实的一步，主编了《中国比较文学丛书》，共十二卷。这是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早的具有体系性的成果。记得深圳大学校长罗正启先生后来对我说：“老乐他们来的时候，深圳大学还是推土机轰鸣的时候，学校像又一个‘五七干校’。老乐他们来这里想搞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我欢迎一切对国家有利的新学说新思想，我也愿意协助老乐实现她的理想。”这是我国大学史上第一个称之为“研究所”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当然遗憾的是它与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一样，也还只是一个“虚体建制”。这一举动很典型地显示出乐黛云教授的性格和学术观念，它内在地具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特征。

1990年，乐黛云（左五）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讲学。图源：北京大学官方网站

《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严绍璗卷》，严绍璗著，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