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绍璗先生

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在摆脱了“镣铐”“枷锁”之后全民跃进的“文化狂欢”。各个层面上的民众对于“文化”“知识”“理论”“思想”的渴望，可以说是如“潮涌”般地升腾。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作一个讲座，听者常常也会数百上千。记得我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讲师在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文化讲座，江苏省和安徽省各地的听众会自己乘火车汽车赶来。讲课者不作疯子般的挥舞拳脚，听课者也不摇头晃脑狂呼乱叫，数小时的讲课在偌大的厅堂中一片肃穆，显示出民族要求启智开窍、要求接受人类智慧、要求走向文明世界的一片至诚。这样的全民族的文化升腾，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新的崛起，创造了最适宜的文化语境。或者说，正是这样的文化语境为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人文学术领域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当然，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奋进，本身就是这一文化语境的重要成分。

1985年国家教育部发出（85）教高一字013号公文，正式批准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的研究机构，定名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教授被北京大学任命为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该研究所为“(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培养点”；同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发文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会”。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全国大会上，乐黛云教授被选为副会长兼任秘书长（当时，杨周翰先生任会长。1989 年杨先生去世后乐黛云教授接任会长至今）。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件大事——中国的比较文学从此正式进入了大学的讲堂，列入了国家学位序列，因而分散的研究者开始结集成学术同盟。乐黛云教授自然地被学术的浪潮推举到了顶峰层面，由此而为她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提供了一个宽阔的空间。二十年以来，乐黛云教授正是依凭这一学术空间引领众多有兴趣的研究者在艰难曲折又充满乐趣的奋斗中，把中国比较文学建设成具有体系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并把它推向了世界。

在这二十年历程中，乐黛云教授为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史”留下了许多可以彪炳后世的业绩，而其中有些经历我以为是必须载人本学科的史册中的。

第一件必须记录于史的是关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中第一个“博士培养点”的诞生。这倒不是因为我是北京大学从教四十余年的教师而对此特别钟情，实在是乐黛云教授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热爱与忠诚让所有明白这个过程的人士都为之感动。

我国大学学科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确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以确认相关研究成员的学术水平资格，为此便在相应的教授中建立起“导师”制度。其中最为瞩目的便是“博士培养点”的确立和“博士生导师”的认定，这二者成为展现与识别一个学科和一位教授水平的最显著又是最简单的符号。乐黛云教授从 20世纪50年代初期师从王瑶先生，于中国现代文学造诣甚深。北大现代文学专业在80年代中期已经获得“博士培养点”资格，本来，乐黛云教授完全可以在这个博士点上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事实上许多人也都劝她“先在这里评个博士生导师，再慢慢地申请比较文学博士点吧”。这完全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但乐黛云教授坚持自己“与比较文学博士点同时上”的决心。她认为自己如果先遴选上了现代文学的“博导”，必将影响比较文学学科申报的力量，延缓“比较文学博士点”的建立对学科发展不利。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经历了在她引领下为创建比较文学学位点奋斗进取的整个历程，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对学科的执着和期望是深入心扉的，感到她精神的深处真的具有“与比较文学学科同存亡的决心”。学者们大多很留意于自己外在的名声，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市场观念的泛化，更有为数不少的学人开始了对自己的夸张性包装，琳琅满目的头衔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乐黛云教授却对我说:“如果在我这一辈子中比较文学评不上博士点，我就一辈子不做博士生导师。”乐黛云教授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求个人闻达，只求学科建树成规模。在学科基本队伍的组成层面上，她在严家炎教授的协助下，邀请了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孟华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博士张京媛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任教，构成为“文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和“诗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由此而把这两个领域中的课程教育和学术研究推进到了本学科的前沿。在学科研究层面上，她在 1987 年主编出版《比较文学丛书》十二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十卷的基础上，又主编了《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六卷以及《中外比较文化丛书)九卷。她本人还公刊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两部著作，不难想见这其中倾注了多少辛劳，显示了这一新兴学科中所蕴藏着的学术力量。我虽然不把这样的意志力表述为“可歌可泣”，但我确实觉得这在我们学术圈子中实在是称得上铿锵的言辞和切实的行动。

199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以公正之心评审通过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为我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培养点”，乐黛云教授成为了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中第一位“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接着乐黛云教授终于率先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完善了从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这一培养比较文学高级研究人才的三级系统。由此至今，有三十五位研究者在本研究所的这个博士学位点上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有两位研究者在本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获得了“出站证书”。今天环顾四域，大学中几乎遍布了“比较文学博士点”，我国“比较文学”高级研究人才的养成终于成为全国学界的共同事业。然而每当念及当年乐黛云教授创建第一个博士点的情景，透过星星点点的场面，她对学术的执着、对困难的耐心以及为此而做出的个人的付出和牺牲，总是使我肃然起敬，深感自己不能企及。

第二件必须记录于史的是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乐黛云教授的策划和组织下，于1995年10月承办了由三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第十四届理事会。这次理事会是以“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的学术研讨为中心主题，同时穿插着许多工作会议和工作小组活动。这次会议的规模和内容，超越了以往的“双边研讨”和国内大会邀请外来学者的“穿插研讨”，是国际学界以整建制（理事会）的阵容参与对话，新颖有致，别开新面。开会之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开轩先生还特地到会致贺，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研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所，它经历了十年的学术磨炼而开始具有了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并且具有了把世界主要国家的这么多的比较文学家邀请到本土本所展开多层面的学术对话的能力，实在是令人振奋。从实质上说，它不是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一个所的业绩，这无疑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整体素质已经展现于世界的面前，已经有能力建构相应的学术平台，并与如此众多的国际学者就共同感兴趣的有价值的学术课题进行广泛而又生动的学术对话，它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术正在发展成长为国际学术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我国比较文学学术与国际学界相互认知的过程中，乐黛云教授始终承担着沟通双方的“学术桥梁”的作用。她从开始进入比较文学学术以来，就十分关注这一学术在国际间的沟通和对话。我国人文学界至今仍然在不少的学科部类中把“国际交流”当作是装饰学科的花边。乐黛云教授从学科本质出发，把比较文学的国际沟通和对话看成为学术本体的内容。她多次对我说：“比较文学的基本立场就是跨文化，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跨国界和跨民族的极其广泛的文化之中。这个学科如果失去了国际间的联系，就好比人停止了呼吸一样。”在乐黛云教授的学术观念中，比较文学的国际沟通正是学术表现的一种生命形态。

国际比较文学会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体现着比较文学学术的主流话语。乐黛云教授在 1989年继杨周翰先生之后成为第十二届ICLA理事，之后在1991年的日本大会上当选为第十三届ICLA副主席，1994年在加拿大大会上连任副主席。这是中国学者在ICLA获得的最高的学术领导职务，由此而在这个历来以欧美学者为主体的学者同盟中开始有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冲击着 ICLA 中长期存在的西方话语霸权。乐黛云教授有一个心愿就是把 ICLA 的理事会安置在中国进行，从而使ICLA直接感受中国学术和听到更加广泛的中国学者的声音。在1997年乐黛云教授连任两届副主席后，我国孟华教授又以她的学术和在国际学界广泛的人气，在乐黛云教授的支持下，继续在ICLA 担任理事。她们这样不懈的努力而构筑起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广阔的天地，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最近，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在评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时候说：“有的学科的研究者，头顶的只是自己的天，脚踩的只是自己的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与此不同，他们的背后是一片世界！”我不评价这如诗一般的评语，我只是把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一句解读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术”，那么我很感谢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已经与国际学界连接在一起了。在这样一件宏伟的工程中，我们不能忘记乐黛云教授二十余年来铺路架桥的不朽业绩。

第三件必须记录于史的是 2004 年8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七届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在我国香港召开。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召开“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有四十几个国家的近千名比较文学家云集香港，而中国学者第一次成为了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上的“集团主力”。但是，在这展示我国比较文学学者多维度学术见解的盛大集会的背后，我们许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乐黛云教授和孟华教授为此进行的艰难斗争和付出的辛劳，不明白个中极为复杂的经历。

国际比较文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召开的所有“国际比较学学家大会”都是在欧美举行的，典型地表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1991年第十三届大会在日本举行，引发了中国学者的思考。1994年在加拿大举行第十四次大会时，乐黛云教授与我国学者商量争取在20世纪结束之前，能够在中国本土举行一次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使中国比较文学学术融合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崛起的伟大潮流之中。此事一旦操作就遭遇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阻击。1997年在荷兰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比较文学家大会上，乐黛云教授代表中国提出的议案受到多种挑衅，孟华教授则对此进行了严厉和猛烈的反驳。这一场申报虽然比不上申请奥林匹克的尖锐，但其本质意义其实是相同的——西方主义者、殖民地怀旧主义者们把“学术”作为“政治”牌来打，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不让相关的各种世界性大会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在中国举行。

在荷兰大会申请失利之后，在南非第十六届大会上，经过复杂的磋商，终于决定第十七届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在中国香港举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川本皓嗣（Kawamoto Koji）先生在会后专门访问中国，在北大比较文学所举行的“全国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研究中心主任新世纪学术恳谈会”上特别表示：“美丽的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为第十七届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感到十分的高兴。它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的力量。”他还说：“我特别要感谢乐黛云教授和孟华教授，这两位女士在为中国举办第十七届世界大会的工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理智和聪明，使我们十分的感动。”

此时乐黛云教授因为在 ICLA 连任两届副主席，按规定已经退职，但她仍然以满腔热情关注香港会议的准备进程，诸如大会主题的设定成员的配制、国内与会者经费的筹措等等，都倾注了心血。直至2004年8月大会举行的前夕，她与孟华教授还特意把香港大会的组织者——岭南大学的欧阳祯教授夫妇请到北京，亲切慰问百般叮嘱，令我这个在场的非当事人也十分感动。2004年8月，在骄阳似火的香港，第十七届世界比较文学家大会正在热烈地进行，参与者正全神贯注地投人。我望着湛蓝的天空，深深地吸一口气。世界比较文学学术的主流学者，此刻几乎都聚会在这里，乐黛云教授和孟华教授为此几乎付尽了生命的能量，她们终于实现了让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阵营”移师中国。此刻，离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复兴再生，恰好为四分之一个世纪。

历史的进程终于成就了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这是数代学人在同一个时间中奋斗的成果；同时，也是乐黛云教授以自己最忠诚的信仰和毕生的力量引领这一学术所达到的境地。历史是大众创造的，而大众是需要有引路人的。在我们庆贺乐黛云教授七十五华诞的时候，我总是忆起这一最朴实的历史辩证法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