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

汤一介先生之精于儒学，其表现主要体现在《儒学十讲》中。关于此书的来龙去脉，有许多故事和背景。今天出版的《儒学十讲》，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汤一介集》第五卷《在儒学中寻找智慧》中精选出来而结集成书。而《在儒学中寻找智慧》一书，又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儒学十论及外五篇》一书基础上增补而成。而《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原本是汤先生为主编并亲自撰写多卷本《中国儒学史》中的一卷而准备的材料。据我的记忆，《中国儒学史》当初只设计为九卷：分别为“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代卷”“现代卷”。之后，分别聘请九位对各卷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各担纲一卷分别撰写。在撰写过程中，我曾向汤先生建议，是否可再增加一“儒学总论”卷，作为《中国儒学史》的第一卷或最后一卷。我同时又建议“儒学总论卷”可由汤先生亲自撰写。汤先生当时表示同意，但可能感到他总揽《儒藏》编纂的任务太重，很难抽出更多时间专门撰写这一卷，只是同意考虑一下。后来，汤先生确实感到时间不足，再加之精力有限（此时汤先生已年过七十），“总论卷”的撰写便延宕下来。此后我又提议，能否由我写出“总论”提纲，大家讨论确定后，再请九位作者各自承担一章，共同完成“总论”的撰写。汤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并让我先写出一章或一节看看，同时他也表示先收集一下他已有的儒学研究材料和已有的儒学研究的文章，还是准备“总论卷”的撰写。又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汤先生告诉我，他实在没有精力独自完成一卷，但他答应会为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写一长序，以补没有“总论卷”的不足。由此，“总论卷”的计划基本放弃了。

据我推断，《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及《在儒学中寻找智慧》这两部论文集应该是或可能是“儒学总论”的准备材料或未成稿。汤先生之所以放弃把它作为“儒学总论”一卷，可能觉得还不够充分和逻辑化，这充分反映了汤先生做学问的严谨和认真。现在看来，汤先生的《儒学十论及外五篇》或《在儒学中寻找智慧》两书，如再稍整理、补充并使之逻辑化，完全可以成为多卷本《中国儒学史》的“总论卷”。我至今感到遗憾和后悔的是，没有坚持和帮助汤先生做好“总论卷”的撰写工作；至今也还觉得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似乎缺点什么。

在汤先生《儒学十讲》再结集出版之际，勾起很多对汤先生的回忆。汤先生的“儒学十讲”，可以说是汤先生儒学研究的精华。当初，汤先生让我先写出《儒学总论卷》的一章或一节，我遵命很快写出，却没有拿给汤先生看。但后来，《儒学总论卷》从延宕到放弃，我写出的这一节也置之高阁。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对汤先生的一种纪念和对“儒学十讲”的一些学术铺垫。

儒学自孔子创立至今，已逾两千五百多年。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记忆中，作为中国文化主干和主流的儒家思想，可以说一直没有中断过。它像滔滔不断的长江、黄河，既有其源，又有其流。尽管有时因高山阻隔或水旱影响，使其流向、流速和流量因时因地而异，但既然能最终流入大海，说明其流未断。我们今天谈国学或传统文化，首先必涉及儒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学或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儒学。因此，要了解国学或传统文化，就一定要了解儒学；要了解儒学，就该了解儒学的根脉源流及其称谓和内涵。

“儒学”一词，一般是对儒家思想和学说的概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史记·五宗世家》有“河间献王德，从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后汉书·伏湛传》亦有“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等提法。这可能是“儒学”一词的最早出处。因儒家学派为孔子所创，故在孔子前，似无“儒学”的提法。古代“儒”字所代表的意义，最初盖指巫、史、祝、卜等早期宗教的教职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后世学者如俞樾、章太炎、钱穆等遂把原始儒者称为方士或术士。《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钱穆据《说文》称:“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称。”章太炎称:“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早涝。”因此，原始意义上的儒，应该是一种宗教性、政治性和教化性的职业。

随着中国古代理性的发展和三代文明的转型，从事原始巫术礼仪活动的儒，逐渐从宗教与巫术中分化出来，开始向两个路向发展：其中一部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原始礼仪知识，成为国君或诸侯的助手，致仕后又多为政府进行贵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一部分则散于民间，利用他们所具有的礼的知识和经验，成为专门为贵族相礼的实践家。

在孔子以前的古代文献中，儒学比较晚出。《诗》《书》《易》三部文献中都没有儒字。《论语》中只两见，《孟子》中亦两见，《庄子》内七篇中仅一见，并且都未做具体说明。在先秦的著作中，从孔子开始，方见儒字。其后，《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著作中又有儒者、儒术、大儒、小儒、雅儒、俗儒等称谓，其中一部分是对孔子以前儒义的追述，如《周礼·大宰》说：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日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这里所列举的协调和维系邦国之民的九条官制，与儒有关的是三、四两条。这两条内容，不仅与孔子以后的儒家均有关系，而且也透露出孔子以前儒的意义。“师，以贤得民”，郑玄注说：“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贾公彦疏云：“‘三曰师，以贤得民者’，谓诸侯以下，立教学之官为师氏，以有三德、三行，使学子归之，故云“以贤得民’，民则学子是也。”这里所谓三德三行，按《周礼·师氏》：“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以上是师氏之所掌教。“四曰儒，以道得民者”，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按《周礼·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上述材料说明，虽然在官职上，师氏与保氏有高低之别，但其所掌工作之内容却极为相似，都是以教育、教化为主，即后世所谓“师保之教”。不仅职务基本相同，其掌管的教育、教化的内容也基本一致，这些内容，在后世的儒家学者身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另外，《周礼·地官·大司徒》也谈到儒，且师儒连称曰：

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即原有的基本礼俗。以旧有的基本礼俗来安定万民，其中一俗即“联师儒”。郑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贾疏：“以其乡立庠，州党及遂皆立序，致仕贤者，使教乡闾子弟。乡闾子弟皆相联合，同就师儒，故云联师儒也。”这里，师儒连称，反映了儒之内涵的演变，且可以看作是孔子以前，从巫、史、祝、卜中分离出来以后的儒的主要含义之一。

20世纪30年代，关于孔子以前有儒无儒的问题，学术界有许多辩论。胡适持孔子以前有儒说，认为“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语言。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的保存者与宣教师”。（《说儒》）冯友兰的看法与胡适相反，认为在孔子以前既已有儒是不可能的。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在孔子以前的书上，我们没有见过儒这个字”；其二是，儒是起于贵族政治崩坏以后，所谓“官失其守”之时，“贵族多有失势贫穷而养不起自用之专家者，于是在官之专家，乃失业散于四方”（《原儒墨》），而贵族政治崩坏，又恰在孔子之时，因此孔子之前无儒，儒是自孔子时才出现的。

胡、冯二氏的辩论，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就儒的狭义方面说，冯友兰先生的看法较为妥当；而就儒的广义方面说，胡适先生的看法有合理性。其实，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缓变的性质，儒与儒家（或儒学）虽然并非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必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因此，说孔子之前无儒家是对的；但说孔子之前无儒，就显得有些绝对。因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建立儒学体系，并不是凭空完成的，必然依据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和历史发展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方可创造或完成一个重要的学派。这一点除上引《周官》的两条材料外，还有一些材料可透露此中消息。

第一，《左传》哀公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鲁哀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74年），上距孔子之死仅迟五年，盖当时《论语》尚未编出，而此之所谓儒书，是较早出现的儒与书的连用，其含义一方面盖指孔子教授弟子《周礼》或六艺之学；同时也不能排除孔子以前的儒学古义。

第二，孔子以前虽无儒之名，却有儒之实。专以相礼为职业者即是其一。其二是在官的礼乐专家，以殷周以来的礼乐典章教授贵族子弟，即前面所提到的“师保之教”。如《国语·楚语》载，楚庄王派士亹为太子师傅，士亹请教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之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申叔时所提出的“春““秋”“世“”诗“”礼“”乐”“语”“故志”“训典”等内容，基本上都与后来儒家所提倡的“六经”或“六艺”有关。其中，除“春秋”非鲁春秋及“易”没有被列举外，其他五经的内容几乎都包括在这个简要的书目中，只是当时还没有明确化而已。

申叔时还对士亹说：如果上述典章文献的教育还不足以使太子恭顺向善，则需要进一步实施具体化的教育内容，即：“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国语·楚语》）申叔时这段话更明确地表示出儒家之前早期儒者或“师保之教”的从教思想及其基本精神。这里提出的“忠”“信”“义”“礼”“孝”“事”“仁”“文”“武”“罚”“赏”“临”等观念及内容，亦多为后来的儒家、儒者所继承。楚庄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613——前591年，共在位22年，以折中计，下距孔子出生早五十余年。由此可以说明，早在孔子前，即已产生了与后来儒家关系甚为密切的早期儒者。他们一面做官，一面成为王公贵族子弟的师保，后来遂演变为专以教书为职业的儒。

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既已有儒的职业，而且孔子以前之儒，又多与殷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其中尤其着重于诗、书、礼、乐等文物典章制度。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贵族子弟教育的需要。在孔子以前，只有贵族才有教育，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很少或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王纲解纽”，贵族制度开始崩坏，于是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和“礼失而求诸野”的局面。汉代刘歆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论及儒家乃言出于司徒之官。而《淮南子·要略篇》论及儒家时，亦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儒学开始于孔子，遂成定论。

孔子以前有儒，但尚未成其学。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既可证明儒学不是孔子别出心裁的创造，而是取法历史，继承古学，发明新义，而取合于时代，故孟子屡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

从上面对古儒的追溯可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或建立的儒学思想，一方面保持了古儒的特点、特征；同时又使古儒跃升为新的儒学，因此也就具有了新的意义。首先，从内容上看，《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被汉代人称为“六经”的三代元典，远在孔子以前，既已成为儒者教授贵族子弟的基本科目，孔子后，遂即成为儒家遵循的重要经典；第二，上述内容虽有传续，但至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迁流，三代元典渐趋散乱，虽在官府时有教授，但若无孔子的修订、整理和传授，中国传统儒学则大有断裂的危险；第三，在孔子以前，“六艺”或“六经”的内容，多是贵族政治赖以存在的理论形态和主导思想，孔子后修其为学，使之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和规范化；第四，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把古代文献和传统学术思想从原来官方独揽的局面转化为向民间普及，从而奠定了中国社会传统教育的基础，为以后士阶层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准备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完整模式；第五，由于古代儒者与后来儒家均以“六艺”为宗，故使儒家学派从始至终对中国社会现实、人们的道德修养、人生的进退出处充满了热忱和关怀，从而与事功、作为及历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树立了远离宗教和关心人文的现实态度及实用理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