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三教递进,尤精儒学(下)

    中国文化书院

    编者按: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深度发掘,对儒、释、道三教研究均有颇丰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与经典文献的整理贡献巨大。汤先生倾其毕生,以坚韧之精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举世共瞩的突出贡献。

    九月九日是汤先生逝世九周年忌日,特分上/下转发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导师李中华先生撰写的文章(注:原文为汤一介著《儒学十讲》一书序言),以此缅怀汤一介先生。

    (续上)

     

    《儒学十讲》序(下)

    李中华

    前面提到,儒学或儒家是后来汉代人的说法,孔子本人在《论语》中只谈到“大人儒”与“小人儒”的问题(《论语》中,“儒”字仅此两见)。《孟子》书中,“儒”字亦仅两见。到了荀子,情况则大有改观,《荀子》书中专有《儒效》篇以释儒,提出所谓“大儒”“小儒”“雅儒”“俗儒”等概念,以阐释孔子所称为的“大人儒”与“小人儒”的差别及义涵。他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这里所谓的圣人,实为荀子所谓的“大儒”之效。王先谦解“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之“是”,乃谓“管,枢要也;是,是儒学”。荀子认为,作为圣人之大儒,乃是天下之道的总汇,而“天下之道”“百王之道”所依据、所通行者,即是儒学。《诗》言儒志、《书》言儒事、《礼》言儒行、《乐》言儒和、《春秋》言儒之微言大义。总之,此段文字所言“是”者,皆谓儒也,也就是说,荀子认为,天下之道皆以儒为归依,遵循它,国家即可得治,违背它,国家即遭衰亡。

     

    这里,荀子明确地把《诗》《书》《礼》《乐》《春秋》作为儒家或儒学的归依,“天下之道”“百王之道”均以此为指导,能行此道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爰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效儒》),“此之谓大儒”。这些都可看作是荀子对儒或儒学所给予的理解或初步界定。

     

    在荀子稍后的时代,虽然仍未现儒家、儒学的概念,但对儒的规定更加具体化,以《礼记·儒行》篇为例,其对儒或儒者的思想、行为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容貌、品行、举贤、援能、修身、交友等等,在列举了十几条儒者所应具有的品德之后,《儒行》篇的作者进一步总结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这里,作者把仁作为儒者最重要的思想内涵提出来,并从温良、敬慎、宽裕、孙接、礼节、言谈、歌乐、分散等八个方面规定了儒者的思想和行为,突出了仁对儒者的本质界定。该文最后又特别强调:“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以上这两条材料,可看作是对儒者的首次定义。其中亦透露出作者对当时“常以儒相诟病”和“众人命儒也妄”的批评。这其中的批评,亦应包含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所造成的儒家学派的分化与相互攻诘带来的思想混乱,故有重新厘定何谓儒、何谓儒学的思想动机。由此看来,《儒行篇》的出现,不会早于荀子,也不会晚于秦汉,一定是从荀子到秦汉间的儒家著作,因为无论是荀子,还是《儒行篇》,都未出现儒家和儒学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秦汉以后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方对儒学的性质及功能做出说明,但却始终未发现儒学或儒家的概念,而是以儒者称之。如其言:“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不能易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继荀子以后,对儒家或儒学基本特征的最早描述,但还谈不上是对儒家或儒学的定义。对儒家或儒学具有定义性描述和评论者,要属两汉之际的大儒刘歆,其在《七略》的《诸子略》中,正式提出儒家和儒学的概念,且对儒家的起源、性质、特点等做了较为细微的描述和评论。他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

     

    上述刘歆对儒家或儒学的看法,可构成何为儒家、何为儒学的定义,其中既涵盖儒家之起源,又涵盖儒学之基本内涵,同时也揭示了儒学在历史上的功能和效用,而且还探讨了“五经乖析”“ 儒学寖衰”的原因。刘歆对儒家的这种分析评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可见,究竟何谓儒、何谓儒学,自古以来就没有统一的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儒或儒学的了解。儒家“六经”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儒学的内容,其中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哲学、艺术、伦理、人生、道德等庞杂内容。在如此诸多的内容之中,又贯穿着儒家的宇宙观、形上学、人生观和方法论。因此,要给儒家或儒学下一个完全周延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只能从某一角度或某一侧面概括其某一特点。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学者就是如此,如梁漱溟从儒家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所谓儒学,即是“反躬修己之学”(1985年2月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的演讲)。冯友兰在其《新原人》中,认为儒学主要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问”而钱穆则认为,“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由此亦可推出“儒学即六艺之学”。还有的学者认为“儒学即是人学”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概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缺乏周遍性。如果把古往今来的这些意见综合起来,能否说:

     

    所谓儒学,是指孔子开创的以“五经”“四书”为主要经典,以天人合一和中庸为主要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基本观念的劝学、修为、务本、入世的人道理论和人文思想。

     

    这样一个定义,能否在外延上与中国古代其他重要学派如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划分清楚,而在内涵上又能一定程度地揭示儒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从而避免以往儒学定义所存在的同义反复和某种片面性?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吸收或融汇了先秦诸子各派的思想精华,与其他各派相比,儒学或儒家学派是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其中包括从魏晋至唐宋,儒学对玄、佛、道的吸收,近现代以来,儒学对西方思想的吸收等等。也正因为如此,儒学或儒家思想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主干,离开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或将失去其基本内核。

     

    汤先生的《儒学十讲》,可以说是以哲学家的眼光对儒学基本内核的理论透析,它代表了汤先生对儒家哲学体系的完整概述和儒学基本内涵的系统分析。在汤先生看来,天人合一是儒学或中国哲学中讨论天人关系的最重要的命题,“它不仅是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历史上,它成为历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普遍共识,成为早期中国文化认识和理解构成人类处境的外部环境的理论思考和贯通一切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有机、有序和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动态的、模糊的和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因此,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思考,“它表达着人与天有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而且在人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汤先生还认为,只有把“天人合一”思想做哲学的理解,“这样才能认识其真精神和真价值”。

    汤先生论知行合一,重点强调知行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在儒家哲学中,它更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它是要求解决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应知,而且应行(实践,身体力行)。认识问题如果不与道德修养问题相结合,就会产生知与行的严重割裂,从而造成人格的分裂。汤先生在该论中,引王夫之的话说:“智者,知礼者也;礼者,履其知也。履其知而礼皆中节,知礼则精义入神,日进于高明而无穷。”汤先生认为,这正是儒家哲学中做人的道理所在。所以,知行合一无非是要求人们既要知天道、人道,又要行天道、人道,以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这样就会有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使知识不流于空疏,使行为不流于污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知行合一。

     

    汤先生论情景合一,乃是从艺术和美学角度,讨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即相融关系,揭示儒学强调从人的心灵深处去体悟道德之善,从而达到由天人合一向情景合一的贯通和渗透,以实现儒学在人生境界上的艺术美与心灵美的有机统一。在汤先生看来,情景合一不仅是美学命题,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命题。汤先生引用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说:“情融于内浑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情是内在于人的;景是外在于境的。把审美主体之情,融入审美客体之景,才能体现艺术作品的生命跃动。也即是说,只有情与景相融,心与境相通,内与外相即,才能成为上乘的艺术作品,从而达到主客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这也即是儒家“为人生而艺术”的审美观和艺术观。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审美观,对人之性情的陶冶,对人格修养的润泽,乃至对人生境界的培育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汤先生充分肯定儒家的情景合一的文艺美学命题,是人们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是构成儒家哲学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

     

    总之,在汤先生看来,《儒学十讲》的核心即是上述三个合一。天人合一是要求人在生生不息的天道变化中实现自我与天的认同,其所体现的是人类对真的探求;知行合一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认知并实践天人合一,这是人类在身体力行中,自我完其善的过程(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情景合一是要求人在探求真、善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其思想感情而感受天地造化之功,而达到情景交融、主客合一的尽美境界,体现真、善与美的统一。

     

    汤先生认为,儒家哲学关于真、善、美之所以可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来表述,这正体现中国传统哲学以追求一种人生理想境界为目标,而天人合一正是中国的一种在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有着相即不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有机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

     

    汤先生对儒家哲学的理解,具有对儒学现代诠释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汤先生尝试建立自己的中国哲学体系的雏形,即通过揭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归纳出儒家哲学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这三大核心命题为主线,构建儒家哲学的真、善、美这三重人生哲学的重要理念,突出了中国哲学重人生的基本特质。

     

    从基本范畴到核心命题,再到真、善、美三重理念的建构,最后落实到中国的人生哲学或理想境界,这是纵向延伸的逻辑结构。同时还有其哲学体系的横向逻辑结构:即由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的三大核心命题,推衍出中国哲学的三个重要构成部分或三大基本理论体系,即普遍和谐论、内在超越论、内圣外王论。普遍和谐理念体现儒家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体现儒家哲学的境界论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体现儒家的社会政治论。此外在《论〈周易〉哲学》和《论和而不同》两篇文章中体现出知识论和方法论倾向。

     

    《儒学十讲》是汤先生儒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在“十讲”之外,汤先生还有大量的儒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学所展开的讨论,其中包括中国哲学范畴体系问题、新轴心时代问题、中国解释学问题、文明共存问题、中西古今会通问题、反本开新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普遍价值问题、儒学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以及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这十大问题与《儒学十讲》都有紧密的联系。儒学十讲具有微观研究性质,“十大问题”则具有宏观研究性质,因此,我们在阅读汤先生的《儒学十讲》时,还要参考上述“十大问题”的研究,这样才能全面理解汤先生的历史忧思和他的文化关系。

     

    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汤一介先生的《儒学十讲》之际,出版社嘱我为该书写序,汤先生是国学大家,我是汤先生的后学,因此不敢称序,仅为学习心得而已。

     

    2018年9月于北京大学

     

    发布时间:2023-11-21 16: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