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化书院2024年聘任导师。

1959年生于北京。1978-1982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2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99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后担任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出版10余部学术专著，且多部专著及论文在境外翻译出版。

戴锦华教授是中国当代杰出的电影理论与文化批评家。她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剖析电影文本背后的文化意涵与社会症候，用文字编织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文化图谱。

今日特别推送戴锦华教授的《书中岁月》一文。戴老师以阅读者的身份呈现了特定年代，阅读如何为个体生命注入富于潜能的丰富体验，更以严谨的研究者姿态发掘着早年阅读体验遗留下来的时代因素。

书中岁月
戴锦华

一个美妙异常的说法是：书香，一种高贵的出身是：书香门第。爹妈均是平头百姓，自然提不到需祖上出过翰林的“门第”二字；加上嗜书如饥、吞书若渴，也不曾一杯清茶、一盏浊酒地细品过书香。

这或许是某种历史的遗产。幼时病弱，其副产品必然是生性善感而矫情，不善游戏、风也吹得倒，走平地会撞在门框上，额头上、腿臂上青肿常见，当然颇不得同龄人待见；于是，书、尤其是小说便自然地成了童年的游伴与白日梦的替代和资源。书，是伙伴，是慰藉，是梦，也是现实。偶尔想想荒唐，我的生命或许是某种书中的岁月。是字尚未认得全，我已开始读书，但彼时恰逢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我开始以书为伴的时日，正是“文革”最初的年头。如果说，1966年夏日升腾在古都大街小巷的焚书的熊熊火堆曾成为小孩子的节日，那么她(他)继而面对的便是一片文化的蛮荒。读王小波的杂文，最有共鸣的，是他那样深切地表达了彼时彼刻无书可读的痛苦。年幼于他，且不曾出生于学者之家，我从不曾想象人可以自由、无限的阅读。在家中陡然稀零的书架上，我开始了我的阅读生涯。开始吞食我可能读到的一切。这所谓“一切”可怜而杂芜。于是我会交替地为毛泽东思想武装，并同时为林黛玉饮泣；为“古丽娅的道路”召唤，也为于连·索黑尔战栗。成岗、肖飞、皮却林、“马背上的水手”、邹容与白玉堂交替充任着我的梦中情人；自恋的想象在江姐、柯赛特、简·爱、柳芭之间流转。为了书，为了获得任何一本书，我可以低声下气、无视“原则”；但条件仍然是苛刻的，必须在一夜后归还，或付出手抄数万字的苦役。于是厕所幽暗的灯光、被筒里昏黄的手电伴随着疯狂的阅读。读过无数卷破碎不全的残本。大学时代购买了安徒生全集时，才知道那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是著名的《野天鹅》，《牛虻》终获再版时才无限欣慰地知晓琼玛终于收到了亚瑟的遗书。极度的心的饥渴，使我获得了一目十行、日破数卷的本事；获得了一种恶习：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开卷便不问善恶优劣必到终了方可罢休。时至今日，夫妻间一个不时重复笑话是：这样的媳妇太费、简直养活不起。——几块、十几块买来的新书，换来的只是几小时任人不理之后的一句：“没劲”或“还行”的评语。为了不破坏有限的快乐（岂止是快乐，彼时彼地，偶得一本好书，简直是节日和狂喜），我也从不敢翻到后面去先睹结局。当然，在整个少年时代，我所拼命吞食的，大都是彼时所允许的“食谱”。于是我熟知当代中国文学的几乎所有篇章，更熟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而借重特殊的荫庇，幸存的俄国文学，偶得一卷的时候，简直如闻天籁。尽管普希金已成了今日作家戏仿的对象，但甚至《别尔金小说集》的名字于我仍是携带着一份温情的触摸感。在十二岁时读到托斯妥也夫斯基，从此他便象一个噩梦魇住了可能的女孩子的温情。在从来不哭的少年时代，当我在深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而失声的时候，同时压上来的是巨大的犯罪恐惧：这是一种可怕而陌生感情。第一次从封闭的图书馆为我盗借了《红与黑》、《悲惨世界》的是父亲；赴香港时节衣缩食为我买下《简·爱》的是父亲。在《红与黑》中，我第一次遭遇了激情、野心与狂恋；在《悲惨世界》、在珂赛特身上，我第一次获得了自恋的指认：似乎有理由为自己寄居他人屋顶之下的童年岁月而在心底痛哭。当然，当然了，在《简·爱》里，我找到一个“矮小（我悄悄地把它改成“高大”——我太高大：12岁时，我已身高一米七三，我的肩膀超高所有同龄的男孩子的头顶。而那远不是一个以高为美的年代）、贫穷、不美”的女人可能的浪漫梦想的最佳模式；日后，我将为夏绿蒂·勃朗特在贫穷、无爱的日子里的天才想象付出青春岁月的代价。但我无法与父亲分享阅读的快乐，他爱文化，但并非一个文化人，他只是太爱他的女儿。如果能，他是那种愿给妻女世上最好的一切的男人，但在我的童年，他甚至不能给我买一个泥面的布娃娃。妹妹由病倒到死去漫长无尽的五年，花去了家中每一个硬币，剥夺了父亲的慷慨和母亲的温情。

昔日的岁月、杂芜而古怪的阅读方式，曾使我的阅读与生命分裂为公开的与隐密的。诸多打动我的故事、人物在彼时彼地是不能对外人言说的，那曾是非“法”的阅读与情感，是一种犯罪与堕落。那曾是一份巨大而危险的隐私。那种隐秘的欣悦、忧伤与困窘，因不能言说而带了一份几乎将心撕裂的力度。尽管几乎所有的黑夜，我在这隐秘情思中沉没，但白日依旧是火红、热烈的“革命生涯”。毕竟，有比这类“犯罪”阅读多得多的英雄镜象，激励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献身“解放人类的”的辉煌事业。可以言说的，是保尔和吴运铎、《古丽娅的道路》和《军队的女儿》，是《青年近卫军》、《地下少先队》和《征途》。读高尔基、小林多喜二，读《牛田洋》或《虹南作战史》。近于精神分裂式的阅读与情感，并非出自一种可知的矫饰或伪善，只是一份有效的遮蔽与自欺。尽管偶有隐秘的犯罪感，但更多的时候，我从未意识到在为革命献身的激情、反潮流的狂热与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的浪漫梦想之间有任何本质的冲突。曾与一位年轻的老师——也许只年长我两、三岁，我们是中学共青团团委的书记和副书记——秘密交换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和莱蒙托夫，我们悄悄分享对《奥诺丽娜》、《九三年》、《双城记》和《当代英雄》的情有独衷。这并不妨碍我们“并肩战斗”、这并不妨碍、甚至助益我模仿《理想之歌》写数百行的“激情长诗”。也许不过是年轻的“错误”与“革命时代”常态，但年近不惑，仍耻于回首昔日的情感与行为模式：那是“革命”的、也是“十九世纪”的。至今仍深感有趣的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运作，不在于它禁止了什么；且不论大量地使用禁令已然是权力机器运行不良的信号，“禁止”同时始终是一种诱导、一种最佳的“导读”方式。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不仅是禁止，而且是你只能在其中读到自己可能理解或自以为理解了的东西——而这些大多也正是“允许”接受并“理解”的。事实上，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文学与俄国文学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潜在组成部分，是它参与构造了当代中国文化不断放逐又不断借重的叙事与激情模式。是类似的文学名著印证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图景；是类似的书写，供给着、滋补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尽管缺少点“革命”）的乐章；在革命战争年代之梦的背后隐没着“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动人群像（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后者无疑更为夺目）。试想，“那个”世界如果不断发生着冉阿让的为了一块面包的犯罪，如果年轻美丽的芳汀必须卖掉自己的金发、牙齿，最后是身体去养活小女儿；而珂赛特却过着“寄托便等于断送”的生活，我们如何能不仇恨那个社会与制度？而尽管《九三年》“多少”破坏了“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的感情的阶级模式，但在昔日我年轻的阅读中，我醉心于、或自以为醉心于西穆尔登和郭文身上不同的革命者的品格：严厉、原则与理想、纯真。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牛虻”当然比江姐、许云峰更迷人；巴尔扎克、狄更斯诸人无疑比《南方来信》或擦皮鞋的台湾孤儿的故事更摄人心魄。因此，在我的少年时代，被感知痛苦绝非来自压抑和迫害，相反，痛苦有着相当主流与合法的样式：为什么不曾早生二十年，逢到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那样才能经历考验、印证忠诚，才能成长，献身或成为英雄。若非如此，1979年的一个似乎荒唐的提法“狄更斯已经死了”，便不会造就一场微型的文化地震。那一时刻，曝光显影而出的，不仅是一个世纪的时光；而且是一份中国再度遭遇世界时的震惊、创伤体验。中国中心想象：“红色的首都”、“世界革命的心脏”，在那一曝光的时刻跌为碎片。

图为戴锦华老师《电影批评（第二版）》书影。除了从自身的阅读体验中回顾六、七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在涉及电影领域的时候亦有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课题的回应。

仍记得1978年，大学生活的最初日子，听年长我十岁的同学侃侃谈梅里美，用那样一种无所谓的、“谈文学”的方式。我惊呆了：我始终以为那是我个人的秘密，那是除了暗室中的倾心密语不能见天日的话题。由于不能从“四五”的创痛中解脱，由于仍无法坦然于美妙理想的碎裂，由于一个以《欧根·奥涅金》、《简·爱》和《青春之歌》等等的杂糅构造而成的初恋的破产，整个大学时代，我保持着一种矜持、阴郁或许是病态的基调。但此时，我无法自持地跳起来，追问：“你也喜欢《嘉尔曼》（《卡门》）？”后者略带嘲弄地回答：“当然。好书。”原来如此。仅仅是一本“好书”。那也许标识着我个人生命的一个时刻。从那个时刻起，我的生命开始了一次巨大的反转：种种隐秘、危险、不健康、更多是无名的方式、记忆、知识和想象开始“浮出海面”，伸展在阳光之下；而曾“阳光灿烂”的一切被清算、自嘲、抛弃并遗忘——自以为彻底遗忘了。那是另一段疯狂、自由阅读的岁月：“吃”书，而且有书可吃。似乎每天有“新”书问世：曾合法的、或被禁的；曾作为“内参”读物印刷的、曾藏在翻译家箱底、犹如定时炸弹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那时我们完全不知“知识产权”或“伯尔尼公约”为何物。我同时疯狂地购买每一本我以为有价值的书籍；因为人们分享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的恐惧；我梦想着可以靠那些书的秘室躲过、熬过灾难。那样的灾难没有来，倒是购书成了一种恶习，一份奢侈的癖好，一个家居的“灾难”。

仍是一份同代人所独自承袭的历史遗产。禁令与违禁带来一种阅读的激情，放大了一个遥远而奇妙的文学梦。或许正是那个荒芜的时日悄然构造着一种密而不宣的知识分子式的自恋与自虐的快感——因为那原本是读书人名列“臭老九”的时代；在一种模糊而盲目的杂陈中获取着自己最初的知识谱系，累积着伯尔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当年，这一切，无非是“华尔脱先生的隐密生活”；杂芜的阅读构成了我个人记忆的沉积层，成了生命的冰川漂砾上的深深浅浅的擦痕。至今在书店中遇到一新的再版书时还会寞然有一份心惊：仿佛一段隐密被突然昭彰于众。偶下决心清理混乱不堪的藏书时，尽管灰尘两手满头，但仍会经历一种不无暖意的流连：诸多开始泛黄的书籍，提示着一些日子，某种气息，片段而模糊的氛围与声音——或许早已不是对此书的“真实”记忆，而只是被这本书所标识的岁月。年前，在风入松的货架上看到新版的《白奴》，便如同一次不期然的遭遇。已完全记不起小说的内容，大概无外乎蓄奴时代一个白肤色的奴隶的悲惨、曲折而煽情的故事；蓦然浮出的，是一个从不曾费心去记忆的段落，是文革时代的一次“学工”。在汽车厂组装车间悬着口号：“在火红的年代做一个火红的人”；但记得的是一个天车女工，在我十四岁、半大人的眼里，她美、孤傲（那时候，时髦而至高的评价是：不是“傲气”，是“傲骨”：事实上，那是干部子弟、特殊大院里的孩子才会有的“气质”），有着瓷质的皮肤、古典的鸭蛋脸。好象与“革命熔炉”无干，来自别个世界。毫无疑问，她旁若无人地爱着我们的工段长——有着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外型的高大男人；他们绝少在一起，午饭时分，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她在天车上看小说。无人留意时，她会忘情地凝视他，直到他如芒刺在背。偶遇，她便有几分期艾，他带一点手足无措。一个经典式的“爱你没商量”。没有人开他们的玩笑。凭业余文学少年的直觉，我知道、我构想，这是一个跨越“阶级”的爱情。以后业余侦探的调查证实了猜测。女人出身于政治特权之家；男人则是北京平民子。因此美丽、不谐，而正合我意：一个“革命时期的爱情”，吻合于“十九世纪”的想象。女孩以她的桀骜不逊完满着一个被合法和不合法的模式所鼓励的爱情。也许知道我窥破真情（尽管无疑是车间里公开的秘密），一天，她不置一辞地施舍给我一本少见的、保存完好的书——《白奴》。那故事便一度占据了我的心。不知道他们的结局。但能想象。因为每个时代有它生存与叙事的套路。因此偶然瞥一眼妈妈着迷的电视连续剧《车间主任》时，不仅主题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带来几缕怀旧之情，天车女工的角色也令人莞尔：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的时候，昔日的模式与想象也再度成为叙事之源。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在电视、在大众传媒，在我们的时代，亲切携手。

爱书，也曾恨书。曾以为，书深害我，误我。曾“全信书”，自然屡屡为书所误，深感书中绝少真实的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鲜有书籍涉及到女人的真实与女性的生存。那是男人或女人的梦，更多是男人对女人的梦。但选择留在“书”里。选择在大学任校，选择写书——尽管是写的是比小说无趣得多的书。慢慢知道，真实与否，这个在我们这里，曾至高无上、仍普遍使用的文学、艺术评判标准，依仗的却是最不可靠的根据。你之背谬，正是我之真理；我之真相，却是你那里的谎言。但每一本书，每一个说法（如果不是赤裸的利益驱动之谎）又一定有它的真实在，那或是观念的真实，或是有限的直接经验的真实，或是（对于文学和艺术，这最后一个最普遍）是成规和套路的“真实”——它在顺理成章的接受中，被“常识”所认可。问题在于，它在凸现了某种真实的同时，遮蔽了另一种。但人们需要、要求着唯一的真实——符合“常识”的真实。因为那样安全、温暖，让人“有勇气活下去”。为了完满一种书中的“真实观”，人们宁愿牺牲了自己亲历、目击的体验，将自己的经验剪裁得吻合于“信念”。
 
在十年、又十年之后，懂得了：如果说，当年的读革命书、做革命人是一种造作，或用已故的女作家戴厚英的说法，是“政治媚俗”的话；那么，七、八十年代之交，转而拥抱民主、人性、理性、自由、进步、规律等等，未始不是别一类媚俗。犹如当年准“职业革命者”的生活向往与神圣光环，曾遮蔽了我隐秘的阅读于内心世界；那么，七、八十年代，当我自以为踏上了拥抱、探询真理的不归路时，我所经历的不过是另一次反转。当我以为终于冲出了透明的密封罩，狂热地呼吸着自由的、来自“人类共同天空”下的空气时，我忽略了、或曰无法认知的新的规范力量或曰精神囚牢的出现。民主、进步、人性的璀璨神话，掩盖了那些曾在马克思主义、或曰革命话语中作为基本事实而存在的常识：阶级的事实，资本主义的事实。地球村之梦的另一个名字：是全球一体化或曰共同市场。自由的美丽叙事中的内核，是只有自由人、自由的合法与合理，才能构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只有能够自由地、也是别无选择地出卖自己劳动的个人，才有辉煌的经济进步与社会进步。而崇高的理性圣坛，主要供奉着“经济人”神圣的利益原则与行为逻辑。而且书写理性的历史始终内在地包容着非理性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并非自由和理性是美丽的谎言，但它却更接近于某种“空洞的能指”；与其说它是万应的灵方、永恒的律条，不如说它始终是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极端复杂的实践对象。

当我们告别、埋葬、清算一个时代的时候，当我们宣告历史的断裂已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仅经常盲视于历史复杂的绵延方式，而且常常疏漏了自己所背负、承袭的历史的遗产。尽管我的同代人时时以或调侃、或厌倦的方式论及“革命熔炉”及“火红的年代”，但我们却大都不假思索地沿用着那个时代的主要思维模式之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习惯于以拥护敌人所反对的、反对敌人所拥护的作为我们的“原则”与策略，以敌我、黑白、是非的二项对立式来结构我们的思维，来勾勒我们的社会及文化地形图。黑格尔所谓“历史的诡计”，正在于成功地将我们引向我们意愿的反面。历史与现实始终有着极端繁复的构成方式；“后冷战”时代尤为如此。模式相同、尽管内容对立的思考，常常会把我们带到颇为相近的结局之中。始终不愿、也不敢中断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因为当代中国始终在向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读并且想，并不是为了到达、印证某种观念或信念，而是为了通向新的答案与质疑。

读并且想。参照着“阶级、性别、种族”的坐标。不错，这已是欧美左翼学术界的“三字经”；但在今日中国，它有着无限丰富的内容与课题。曾接受一家妇女刊物的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妇女与读书，一时语塞。毕竟不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读书并非男人或女人的特权。倒是有一种“书”多是女人写、并为女人读：那便是都市言情。看到过一些未经证实的材料，说类似书籍，同样为男士钟爱，只是类似爱好通常秘而不宣罢了。类似小说多为曲折、迷人的美梦或在结尾处醒来的噩梦，关于男性社会中理想的女人，与规范的女人理想的生活。亦有女性主义者与文化研究者指出，类似作品之所以如此大量且经久不衰地为女（男）性书写并阅读，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类似生存与女性、男性类型的现实匮乏与缺席。姑且将种种说法存而不论，这类的书最为大量地被生产、被阅读，是今日全球文化市场上的普遍事实。此间确乎有大量的恶俗之作，但未必不沙里藏金：昔日的夏绿蒂、爱米莉·勃朗特姐妹采取的都是当时的通俗样式：哥特式小说；张爱玲尽人皆知是通俗写作所造就的文学奇才；今日善于写作都市言情的张欣，或许比严肃作家更为贴切地捕捉了转型期都市女性的辛酸与艰难。
 
越来越深地陷于学界之后，我已经不大可能保持广泛的趣味阅读。但对于文学，我仍以新奇的表达、盈溢的想象力作为我阅读选择的“标准”。素爱玛格丽特·杜拉、西蒙娜·波伏娃，也爱弗朗索瓦·萨冈；迷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也迷柯南道尔、阿加莎·克莉斯蒂；热衷于王蒙、王安忆、王小波、王朔诸人，也乐陶陶读三毛、李碧华各位。当然，梁凤仪、雪米莉一类便读过一本，挥手言免。不在于其通俗、虚假或意趣低下，对文学或故事，“真实”与否无干宏旨；而在于这类东西想象力贫弱，语言乏味。劣等白日梦，不做也罢。不曾正襟危坐，也幸而未成为书蠹虫。但至今相信“博览群书，不求甚解”，终将使生命获益。如果说，书于我，曾是墙壁、屋顶，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唯一的伙伴；那么这以后，书籍为我展开一方天空，一处自由的空间，一种生活方式。读书，也写书。如果说，还很少有书能告诉我们女人的生存与或许并非美妙的女人的种种迥异的“真实”，那么，在诸多的书籍中，毕竟展现并深藏着男性文化与社会的秘密。揭开并破解这秘密，是我乐此不疲的游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