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日转发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林（笔名李双木）的文章《导师们教我写文章》。文中表达了作者四十年来与中国文化书院诸位导师的深厚情谊，展现了他们在作者学术奋进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以及对作者个人成长的无私帮助与鼓励。作者基于对社会实际的尊重与深思，用真情实感体现出了诸位导师对中国文化的守望、人文精神的塑造、学术研究上的严谨与热情，以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导师们教我写文章

文︱李双木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李林（笔名李双木）

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而我与书院导师们的结缘交往也有四十个年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书院导师们的认识，那就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锻造者，更是中国社会的一份责任和良心。这里仅从自己亲身接触的导师们教我如何写文章讲起：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1984年冬的一天，《近代史研究》主编丁守和先生吩咐我说：中国文化书院第一次导师大会就在所里食堂的二楼会议厅举行，有许多大学者要来，让我赶快去搬些桌椅，到会场帮忙布置照看一下。就这样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许多闻名遐迩的学者，从此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丁守和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导师，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大家，更是我的直接领导和学术引路人。我在《近代史研究》做编辑时，因工作之便，经常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八十年代末，丁先生交给我朱成甲先生撰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丁先生说：“小李，你要认真地读这本书，并写出一篇书评。这是认识中国知识分子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把钥匙，要从李大钊是从什么样的思想开始接触、接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主见，也就是说还有什么是他没有完全接受的或者说是经过他思想改良的……”丁先生的一席话让我醍醐灌顶，我遂用几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并写下了《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一位曾经被后人描写成高大上的李大钊，为什么在他的早年曾一度批评过革命党，曾一度拥戴过袁世凯，曾一度有过民主共和的主张，曾一度反对过暴力革命，曾一度倾向于调和改良？我在文中剖析了这种思想背后的成因。正是因为受到丁守和先生的诸多启发，我把丁先生的名字郑重地署在文章前面。经丁先生认真批阅，并推荐给《近代史研究》期刊于1990年第6期发表，此文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可以说，是丁先生教会了我如何看待历史人物，人的认识和思想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正确，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升华。近代以来，中国许多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接触外来新的思想和学说时，也并不完全是照搬照抄，而是加上了自我的思索和对国情的考量。

二

梁从诫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最早的创院领导和导师之一，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在八十年代搞得风生水起。我与梁从诫先生的交往有限，印象难忘的还要从他主编的《知识分子》文丛说起。1988年顾欣告我，梁从诫先生主编了一套以书代刊的文集《知识分子文丛》，第一期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顾问阵容强大，由季羡林先生为首的海内外专家组成，现在正在征集文丛之二的选题。我遂将文章题目报了上去，《为什么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我写到：

“科学与民主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口号，其实质应属于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范畴，但令人费解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构成资本主义文明最重要的要素—本身并没有成为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旗帜……无论是致力于政治救国的孙中山，还是致力于文化救国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未曾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完整体系予以观念上的接受。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薄弱的经济意识，使他们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或者是提出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或者是希望藉社会的改造来取代商品经济所涉问题的解决。”

此文很快便得到梁先生的反馈，梁先生说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思考。在最初的文稿中为对应“民主的政治”“科学的文化”，我在文中有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提法。梁先生告我一定要将“自由的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概念厘清，梁先生将我文章中所有关于“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用词勾去，修改为“商品经济”。文章经过梁先生修改，最后连题目都是由梁先生定下的：《资本主义与中国—为什么商品经济没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自己才疏学浅，又不是学经济学的，过去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概念认识模糊不清，经梁先生提醒，我才意识到“自由的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在经济学中有着严格的界定。商品经济关注的是交换行为中的商品性和等价补偿关系；而市场经济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即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的分配。两者虽然紧密相关，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市场经济本身则是商品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二者在经济学中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侧重。确切地讲，梁先生将题目从“自由的市场经济”改为“商品经济”是很有道理的。清末民初，有太多的官僚资本参与专买专卖的垄断，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自由的市场经济。正是梁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使我在学术上少走了弯路。以书代刊的《知识分子》文丛，只出版了一期，第二期虽已印好，却因出版社的原因而停刊。1989年夏日的一天，梁先生打电话约我，他要到东厂胡同一号我所在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给我送来样稿，我连声谢道：自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晚辈，这么热的天，不必劳烦先生送来。可梁先生不允，我遂跑到门房等他。只见他骑着辆自行车，样稿放在车的前筐里。梁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实在对不起，第二期只印了样稿却未能出版，留个纪念吧……。”望着梁先生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视线有些模糊，梁先生是大家之后梁思成林徽因之子，却为人谦和朴实没有丝毫的架子。去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主笔袁旔老师安排的聚会上，我见到了梁从诫先生的公子梁鉴先生。梁鉴先生介绍说他的父亲也是八十年代唯一一位把组织关系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落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梁从诫先生对学术的严谨、对作者的尊重以及对书院建设的投入，无不彰显了他内心对中国文化事业的憧憬和热爱。

三

八十年代末可以说是各种思潮主张异常活跃鱼龙混杂的时期，也是学术界思想界关于东西方文化辩论交锋最为激烈的时期。1988年中国文化书院与二十一世纪研究院计划于次年联合召开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研讨会，并向社会各界征集论文。汤一介先生、李中华老师便把“传统与反传统”作为征文的主题。我将自己刚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的文章呈送李中华老师指正。印象极深的是李老师说的两句话：一是做学问写文章一定要自圆其说；二是现在社会上非理性唯意志论的思潮甚嚣尘上。你可以就五四时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写篇文章，看看这些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研究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李中华老师的启发下，我认真地梳理了一下五四时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缘起，发展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遂于1988年12月在双榆树青年公寓的家中写就了《新文化运动与非理性主义思潮》一文。我在文中写到：

“尽管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同科学理性一道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它毕竟同科学理性有著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本世纪初科学、理性、民主思想尚未被人民群众所认识和了解的时候，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科学、民主的意识就有可能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就有可能极大地延缓人们对科学、民主的掌握和运用。五四以来七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尽管经历了时代的考验，至今而旺盛不衰，可是民主与科学的过程并不那么尽如人意。这固然与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和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不无关系，但是潜伏于、积淀于民众心里的非理性主义情绪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建国以来经济上的冒进和‘共产风’、政治上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都与民族的非理性情绪有直接关系。仅靠顿悟、直觉和冲动是难以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七十年后的今天，尼采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神秘直觉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非理性主义思潮又在中国大陆再起狼烟，这固然是对长期以来人的主体意识受到压抑的一种反动;这固然是某些哲学家为澄清人们对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某种误解所作的一种解释，但是，它与潜伏于民众心理的非理性主义情绪形成了一种呼应，它有可能引发这种民族病态的再度复发。”

在李中华老师的推荐下，此文入选了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研讨会征文，并被收录在由汤一介先生主编、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论传统与反传统—五四七十周年纪念文选》一书。翻开目录的首页，我才发现自己的文章与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李中华这些大学者的文章赫然并列在其中，我的内心即无比的惭愧，又特别的感激。惭愧的是自己才疏学浅，没有资格与这些老先生的文章并列在一起，感激的是先生们对后学的鼓励与鞭策。

四

王守常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对我来说更是亦师亦友。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王老师即是位古道热肠乐于助人的长辈，更是位不拘小节嗜酒狂狷的性情中人。九十年代我下海从商，也是书院经营比较困难的时期。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麻烦，王老师总是义无反顾的支持。记得一次公司员工驾车去山西出了车祸，他连夜开车拉我赶到事发现场；而每到书院需要支持和赞助的时候，王老师也总是想起我。多年前我与王老师还一起参与筹办了在欧洲举办的三次东西方文明对话论坛，中国文化书院作为协办单位，并邀请了王炳华、段晴、荣新江等诸多的书院导师参加。我也曾邀请他到泰国正大管理学院、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等国家的学府去讲授中国文化课程。

九十年代初，王守常老师与陈平原、汪晖先生一起主编了一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人》丛书。王老师向我约稿，我和王老师提起，陈独秀认为义和团的兴起，除了儒释道的影响之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王老师听后觉得很有意思，鼓励我写出来。他看完文章后，对我说不仅仅是要写历史，更要从今天时代和现代化的高度去思考这段历史，并要求我写个提要放在文章首页。我遂写道：

“义和团的兴衰与戏剧有着一定的关系。义和拳最初源于一种民间戏舞，义和拳兴起时利用酬神、赛会、演戏等方式聚众演练。上演的内容包括反洋教的政治宣传、精忠报国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教化和宗教神秘宣传。义和团所拜之神大多源于戏剧神,带有泛神论和实用主义特点，经历了一个幻神扮神、比神还神的演化过程。慈禧的宗教神秘意识也多源于宫内神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义和团的政策。戏剧政治化、戏剧生活化、政治戏剧化、生活戏剧化是义和团时期的重要特点,这一现象直至‘文革’还留有痕迹。”

该文在《学人》第一期刊出后，又被收录在王守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中。

五

陈越光先生是被我称之为“恩师”的人。他是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颇具影响力的三大文化团体之一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副主编，以中国文化书院与二十一世纪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香山会议为起点，陈越光先生在九十年代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大量的建设工作。八十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的领导下，金观涛、刘青峰老师组织了一大批学者创办了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二十一世纪》，编委会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汉学家，如季羡林、汤一介、张岱年、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林毓生、李欧梵等。89年夏，经陈越光先生推荐，陈方正所长给尚在社科院工作的我发来邀请函，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陈越光和陈方正先生对后生的栽培鼓励却是我没齿难忘的。那么陈越光先生为什么推荐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这要从我经陈越光先生转给《二十一世纪》的两篇投稿说起。八十年代后期，我先后写了《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和《从周学熙集团看官僚资本的转变》两篇文章，前者我着重钩沉当时的历史资料，发现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仅仅是针对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而且更侧重提醒孙中山等当时的国民党人在建国方略上要有务实的精神和态度。后一篇文章的初衷是结合社会上“反官倒”的口号，写官僚资本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作用。不久，陈先生约我到他在朝阳门南小街附近的工作地点谈话，一是要求我把文章所有的资料来源和引文全部注释清楚；二是建议我要把官僚资本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转化中的特殊作用研究透彻。陈老师的一席话点醒了我，我反复研究发现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过程，无论是清末民初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以南张（蹇）北周（学熈）为代表的资本集团，中国现代化过程就是从官僚资本转化成官僚的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形成，必然要求政府在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护，而这种法规制度一旦形成，保护的就不仅是官僚的资本自己了。我在跋中这样写到：

“在撰写这篇近代经济史论文的初始，我完全出于与现在的结论截然相反的目的。我力图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官僚资本所产生的扼制作用。然而，经过数年研究，在大量的史料和数据面前，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封建官僚机制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官僚资本起着一个相当特殊和矛盾的作用，(近代)中国欲迈向现代化，无法回避地要经过官僚资本的转化阶段，它是残酷的，也是难以回避的，确切地脱，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

一：首先要把官僚资本(bureaucratic capital)与官僚的资本( capital of bureaucrats ) 区别开来。

二：应当看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资本变成(become)官僚的资本的过程。

三：官僚资本的变易反映着所依存的官僚机制的动荡，而官僚机制的动荡又极易促进官僚资本向官僚的资本以及前官僚的和非官僚的资本的转化。

四：倘若这种已经转化了的资本能够继续留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发挥作用，那么也就缩短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过程，形成强有力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为中国工业生产的现代化所起的示范作用是那些自生自长的民族资本所无法比拟的。

五：这种由官僚资本向官僚的资本转化的受益者必然要求一种政策上的宽容和保护,而这种政策一旦形成，它所适用的范围就远远不是这些受益者了。所以说仅仅强调官僚资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扼制作用，对于一个追求客观的历史学家来说，就未免失之偏颇了。”

该文发表后，其中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金观涛先生在他的《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还专门引述了我的这篇文章和观点。

六

中国文化书院在四十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由季先生、汤先生确定的书院属性：一是民间性，二是学术性。创院之初，书院主要是通过办班培训出版等方式自筹资金，八十年代我曾参与策划了中国文化书院与团中央宣传部合作举办的团干部传统文化教育培训班课程，与书院的创始人鲁军、李中华、王守常老师交流多一些，也亲历了书院的一些变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书院民间学术社团身份的限制以及经费和舞台等原因，出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就是书院以群体的形式嵌入参与到其他国家支持的文化项目和活动中。我称之为“以他人之名，行书院之实”。其中之一是以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为主要班底参与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工作，季羡林、汤一介、李中华、魏常海、王博等一大批书院导师均参与了《儒藏》的组织和编纂工作。另一个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和组织工作。1994年由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先生任会长，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为名誉理事长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而中国文化书院的多位导师如宫达非、汤一介、季羡林、张岱年、杜维明、成中英、庞朴、孙长江、王守常先生均成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其中书院的几位领导还担任了国际儒联的行政职务，像王守常先生任儒联副秘书长；庞朴先生任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孙长江先生任儒联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我因参与了大会的组织筹备和文件起草等工作，被推选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和首任秘书长。在其后的几年工作中，我与书院的导师宫达非、孙长江、庞朴、王守常等先生一同共事，耳濡目染地得到了他们众多的指点和帮助。

孙长江先生是我的偶像和老师，我们曾多年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中国文化书院共事，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与孙先生的交往过程中，他深邃的思想和对中国社会敏锐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那时的孙先生正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主要负责人。一天，孙先生找到我说，“小李，我们几位老同志想动一动，去五台山开个有关思想解放运动的研讨会，你有条件的话可以资助支持一下。我满心爽快地答应下来，遂包下了几间软卧成行。那时，火车票还没有实名制，等上车一看，哎呀，都是些大人物，有大名鼎鼎的周瑞金先生（为配合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周先生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人民日报老社长秦川先生，书院导师、前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先生，书院导师、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先生，书院导师、九三学社宣传部长牟小东先生等。孙长江先生还特意把我与周瑞金先生安排在一个包厢。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我知道孙长江、周瑞金先生都是为改变中国命运写过大文章的人，能近身向他们求教机会难得。记得一次在新加坡开会，休会期间我陪孙长江先生和宫达非老部长在新加坡植物园散步，聊起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的始末，孙先生向我透露了的一些细节。那时孙先生负责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室工作。文章最初的基调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孙先生据理力争，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实践检验。最后由胡耀邦同志敲定文章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且加上了“唯一”两字。可以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我那时年轻也如实地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思考向孙先生讨教，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政治上无疑是是成功的，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影响也是巨大的；但在哲学上逻辑上却还有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譬如“什么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的实践是检验未来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此地的实践是检验彼地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相对的实践有限的实践具象的实践怎样去检验真理？……孙先生听后哈哈大笑，他说“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应该是历史的产物。”孙先生是大智慧，他从历史的角度讲理论是灰色的，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的认识和思想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不断深化。孙先生还经常邀请我参加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朱厚泽、吴象、宫达非等老同志们的聚会，每次活动我都受益匪浅。

孙先生曾对我讲：文章千古事，得知寸心知。天下的文章著述浩若烟海，汗牛充栋，但能做到影响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却十分有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孙先生关于要做什么样的学问、要写什么样的文章的拷问一直影响着我，使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一直对有关时事方面的策论倍加关注。

七

新世纪到来之际，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由汤一介先生主持，季羡林、庞朴、孙长江、李中华、王守常、魏常海、陈越光先生等书院领导参加的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上，正式聘任我为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会上老先生们都给予了我殷切的期望和鼓励，我备感荣幸和责任重大。正值季羡林先生九十诞辰，我与张军、张会军、王守常等书院同事一起策划了季羡林公益宣传片活动，获得社会极大的反响。张军老师在他的《季羡林的眼泪》一文中多有介绍。季羡林先生还特意为我写了幅对联作为千禧年寄语：“陶朱事业生意兴隆通四海，王谢风流文章华国照九州”。季先生对后生的奖掖从不吝啬，但在遣词造句上却是一丝不苟。记得一次我请季羡林、汤一介、庞朴、孙长江等一行导师去座落在丰台由企业家李春明先生打造的“中华文化园”参观，李先生答应提供给中国文化书院一个小院作为活动场所，老先生们也兴致勃勃地作诗题字。不久，我便收到季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李林兄:

      字已写好，请转送中华文化园。我不是什么书法家，人家让我写字，也不是欣赏我的书法之美。《中华文化园简介》中有一个别字，请改一改。第一页倒数第一行：“流光异彩”改为“流光溢彩”，更妥一些。

祝道安
季羡林
2001.9.3

季先生做学问精益求精，虽已是耄耋之年的大学者，但看到社会上流传的别字错字，也依旧不惜笔墨，非致信及时纠正不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教育了我。至于季先生的字更是自然拙朴，用季羡林先生的话来说“无意于书，而其书自佳”。业内人称季先生的字“无法而法度皆备”，张中行先生更是夸季先生的字好。这功夫学是学不来的，是季先生一生修出来的。

我下海多年，起起伏伏，后来主要从事企业咨询和顾问方面的工作。虽疏于学问，但我的内心一直向往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境界。除了有上万卷的藏书，手一痒痒就时不时的想当个“票友”写点东西。虽然我与书院导师们的学识有云泥之别，但书院的导师们总是不断地鼓励我。2009年前后，我在新浪网以“东山高卧”和“李双木”的名字开了博客，半年时间就有两百多万的点击率。我的一篇博客涉及到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忽然接到书院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的来电，刘先生是学问大家，聊起陈寅恪更是如数家珍，他鼓励我说：“你的每一篇博客我都认真拜读，写的好，要坚持写下去”。我在生意上跌跌撞撞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坎坷和问题，被誉为“当代大儒”的庞公（庞朴先生）专门开导我，要学会面对挫折笑傲江湖。庞公嘱托书院的老员工文利姮老师带给我他老人家书写的一幅对联：“闻鸡起舞，对酒当歌”。我懂庞公的意思，一方面要我勤于学习不可懈怠；另一方面又要我学会放下笑看人生。近些年我一直在写策论方面的文章，还经常与陈越光、李中华、魏常海等老师交流观点，书院的创始人之一魏常海教授几次私下同我交谈，他非常认同我的一些观点，鼓励我继续思考写下去。陈越光院长曾经说过，今天的人们很难做出像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先生们那样的学问，但我们依旧可以做个思考者，可以不断地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因此对自己在书院的角色定位是做一位帮忙不添乱的义工，为书院导师们做些牵马坠蹬的服务工作。2022年以陈越光为院长的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诞生，承蒙大家厚爱让我继续做些辅佐院长的工作，我要求自己并动员在企业界的学生和朋友们要为书院多做些力所能及的支持。

中国文化书院是社会之公器，需要一代代的努力和薪火相传。书院的导师们是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他们立言、立功、立德。他们朴实无华深潜学问却为书院的发展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导师们不仅仅教我怎样去写文章做学问，更是教我怎样去写好做人的这篇大文章。

2024年4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