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此后，留德十年开始从事佛教梵文以及吐火罗文研究。回国后成立北大东语系。

学界评价他“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被冠以“国学大师”、“学界泰斗”以及“国宝”的称号，但他却曾撰文一一请辞。“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要说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那就是勤奋，我一生不敢懈怠。”

幼无大志

在季羡林的自传中，他形容自己最多的一个词是“幼无大志”，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 ”。

“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当状元的野心，对那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钓虾，捉蛤蟆对我的引诱力更大。至于什么学者，我更不沾边儿。我根本不知道天壤间还有学者这一类人物。自己这一辈子究竟想干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朦朦胧胧地似乎觉得，自己反正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一辈子能混上小职员当当，也就心满意足了。”

高中毕业后，为了能抢到一只“铁饭碗”，他报考了邮政局。无奈天不遂人愿，他名落孙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进入清华西洋文学系后，他一直梦想着能够努力出国学习，多次在日记中表示不去德国死不瞑目，而原因无非还是“镀金之后，更容易抢到一只铁饭碗，如此而已”。

这样的描述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更不胜其数。和大多数的普通学生一样，他贪玩，好打牌，讨厌考试。“明天就要考criticism，但却不愿意念书，早晨很晚才起，到图书馆后仍然恹恹欲睡，过午又睡了一通。”正如他所言，自己并非天赋异禀，没看书的结果自然是考得很差：“考题非常讨厌，苦坐了两个小时，而答的仍然很少，又不满意——管他娘的，反正考完了。”在他的清华毕业成绩单上，这门文学批评课刚刚及格（Need improvement），看到成绩后他又在日记中吐槽：“分数差不多全出来了，真使我生气，有几门我简直想不到我能得那样坏的分数。这些教授，真是混蛋，随意乱来。”虽然他常在日记中写到自己不看重成绩，但哪个学生又能真正将成绩置之度外呢？“因为分数的关系，又想到将来能否入研究院，山东教育厅津贴能否得到——心里极不痛快。”

这样真实的描述很难不让人产生惺惺相惜之感，特别是在清华园里。“下周考试却因为看不进其他书而看《清华园日记》，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不想复习。原来清华园里的日常是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这是一位同学在一本馆藏《清华园日记》中留下的书签。季老先生可能也没想到，自己真性情的日记鼓励了后辈多少平凡普通的清华人。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季羡林在自传中提到，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两门课程。尽管文艺心理学课上他经常睡着，最后还用别的课的论文替代了这门课的作业。“如果说我的所谓的’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留德十年是他学术研究生涯的开端，也是最高产的时期。他首先在哥廷根大学跟随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和西克（Sieg）教授学习佛教梵语，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与此相关，并最终获得了sehr gut（优）的成绩。在当时能获得博士头衔的原本就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是在德国的大学。在博士后期间，他又在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2篇关于梵文语法的重要论文。“我以一个30岁刚出头的异国的毛头小伙子能在上面连续发表文章，要说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纯粹的谎话了。”除了主修梵文和巴利文外，季羡林还在哥廷根学习了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当然还包括英文和德文。

即使获得了如此之高的成就，他依旧谦言道：“我从不把自己估计的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真实到可爱。“要说从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那就是勤奋。我一生不敢懈怠。”不过也正是有赖于他这种谦卑又积极的态度，才能坚强地度过牛棚岁月。“就是在那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人生乐趣仍然是有的。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绝不会只有痛苦，这就是我悟出的禅机。”

季羡林在德国

回国后，因为缺少关于梵文相关的资料和书刊，季羡林开始转向佛教史研究。十年浩劫后，他又重新拾起了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是原始印欧语中的一种独立语言。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新疆发现了这种语言的残卷，耄耋之年的季羡林主持了它的翻译工作。世界上真正掌握这门语言的学者屈指可数，“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在语言学研究之外，季羡林在散文创作、国学研究、翻译以及教育等各方面四处开花。很多人尊称他为“国学大师”、“学术泰斗”以及“国宝”，他一一请辞。“除了会背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认大而有当的问题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我不能封笔

虽然一直自诩“80岁之前没有生过病”，但晚年季羡林依旧成为医院的常客。对一直闲不惯的他来说，输液成了最痛苦的事情：“春花秋月何时了，吊瓶知多少？”。医院的病床虽然限制了他的身体，但思想却异常活跃。九十二岁住入医院，依旧笔耕不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写了三万字的文章。这在家里是做不到的。”

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

对于生死，他看得格外开。“我现在既向后看，回忆过去的九十多年；也向前看，看到的不是八宝山，而是活过一百岁。”在关于医院生活的记录中，他感激首长、院长、政委们的探望，对小护士、清洁工亦不吝啬笔墨。在自传的最后，季羡林如是写道：

“我舞文弄墨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不能说一点东西也没有舞弄出来，但毕竟不能算多，我现在自认还有力量舞弄下去。我怎能放弃这个机会呢？”

“我不能封笔。”

2009年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