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语言学家，梵文、巴利文研究专家，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

今日特别推送钱文忠教授的《移步不换形：弘扬文化的接续努力》一文。钱文忠教授在文章中深情回忆了同恩师季羡林、创院院长汤一介及夫人乐黛云等书院先生们在一起的珍贵时光，记录了中国文化书院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

移步不换形：弘扬文化的接续努力

钱文忠

中国文化书院迎来了生命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创建四十周年。书院邀请在书院的不同发展阶段参与过运作和工作的同人，撰写文章，汇成一集，以为纪念。征稿及我，在我当然是一份荣幸，同时也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珍藏了三十余年的宝贵回忆。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书院旨在培养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研究的中外青年学者。书院所组织的各种教学与研究活动，使他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内在的感受能力；同时，在熟悉中国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精神内涵。

书院是由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先生这“五老”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崑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及台、港地区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创建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

中国文化书院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由书院导师推举产生的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负责主要院务的决策及人事任免事宜。院委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处理院委会的日常工作。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首任主席是季羡林先生。

我在198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由于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再加上当时才18岁，正是鲁莽唐突的年龄，并不真正懂得恩师时间的宝贵，我经常打扰季羡林先生。季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东语系主任，还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和几十个全国性学术机构和组织的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季先生对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的工作是格外重视的。本着“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这也是恩师亲口对我的教诲），我有幸承担一些跑腿联络的任务，这就与书院的许多领导和导师熟悉了。

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和工作如火如荼的展开，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已经赴当时的联邦德国留学，所以不能躬逢其盛了。然而就在八十年代行将结束之时，我回到北大，此后就没有能够再回德国接续学业，改在季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并在此后不久的1991年正式离开了燕园，开始了在京沪之间来来回回的岁月，时间长达五年。

正是在这五年里，我感受到中国文化书院和许多导师对我的深情厚谊。如果没有恩师季羡林先生以及周一良先生、王永兴先生、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庞朴先生、刘梦溪先生、王守常先生、李中华先生、魏常海先生，还有张军先生等的关爱，我是没有办法支撑下来的。而也就是在这五年里，我和书院的关系更为紧密了。

时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的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先生视我如子侄，在那样的环境下，甚至提出要设法留住我的北京户口，落户在他们家里。就是在那段时间，汤先生命我担任院长助理，将我选为书院导师。当时我是最年轻的书院导师。来自师长的如此厚重的关爱和支持，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描述的，我不敢或忘。十年前，汤先生驾鹤西行，我连夜赶到北京，夜间的灵堂空无一人，在张军先生的陪同下，我对遗像恭行三跪九叩之礼，非如此不能表达我的哀思。

在这五年里，我参与了书院的不少工作，比如图书编撰等。汤先生不嫌我年轻无知，时常和我进行一些讨论。随着汤先生年事渐高，工作却不减反增。汤先生决定将院长的重任转交王守常先生，我建议卸任院长的汤先生似可使用“创院院长”的称谓，以彰显中国文化书院的传承有序。汤先生采纳了我的建议。

汤先生后来开启了“儒藏”的编撰。这是前无古人的文化创举，实际上至少在起初，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力量。我之忝列“儒藏精华编”编撰委员会委员，也是奉了汤先生之命。

1996年，在上面恭列的各位先生和王元化先生、朱维铮先生、葛兆光先生等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任教。而这三位先生和中国文化书院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中国文化书院，我的人生轨迹肯定截然不同。近十多年来，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文化的普及和新媒体传播下，背后自然有不少不足以为外人的苦衷与不得已，但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初心或愿景，一直是我不敢稍忘的，更是支撑我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前不久，在时隔多年之后，我回了一次燕园，很高兴见到了李中华先生和张军先生，并且盘桓终日。“儒藏”已经蔚为大观，也许这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移步不换形”的标识之一，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开始几年的时候，中国文化书院在老一辈学者的率领下，就已经高举起中国文化复兴的旗帜，猎猎飘扬。无论时代的步伐如何前行，中国文化热未见稍减，这其中正有中国文化书院的努力与功德。

就是在前不久的这次重回燕园，我得知自己仍然在中国文化书院“年轻导师”行列中，而我也已年届耳顺。老一辈历经艰难承续下来，又在当代中国重新标举出来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作为后生晚辈，只希望自己还能有机会力效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