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 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书院40年回顾》是一部详尽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以来四十年发展历程的纪念文集，汇集了书院创始人、历任院长、导师以及学员等不同身份人士的珍贵回忆，共同勾勒出书院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今日特别推送中国文化书院学员（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先生的《继绝学 阔视野 开新纪——谈谈中国文化书院对我的深刻影响》一文。作者以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培训班学员的独特视角，回顾了他与书院诸位大家的学术交往，阐述了书院在典范树立、文化影响、研究拓展等方面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继绝学 阔视野 开新纪
——谈谈中国文化书院对我的深刻影响
程方平

1985年我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又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跟随我硕士阶段的导师著名教育史大家毛礼锐先生攻读教育史博士学位，准备在隋唐五代和辽金元两个断代和科技、民族等教育史方面展开深入的学习与研究。而在此时，全国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还没有完成“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重要工作，而且高端的学术资源，包括专业教材、学术专著、名著译介、国际学术交流等还很少，尽管北师大的图书馆和教育系的资料室在教育界及学术领域都以专业典籍的收藏闻名，但对于如饥似渴求学的我们，还总觉得难以满足。为此，毛先生及教育系为我们提供了很贴心、很开放的帮助，允许我们外出仿学求教，并给予了经费和其他政策方面的支持。当时我们的哲学史课，是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炎、方立天和张立文三位老师讲；佛教史请中国社科院的郭朋先生讲；史料学请著名史家谢国祯先生讲。除此之外，还能在本校和外校想尽办法，向著名学者直接请教，包括张岱年、周谷城、张岂之、牟钟鉴、王世舜、邱汉生（哲学思想史），赵光贤、陈述、陈直、启功、刘乃和、黄永年、金开诚、裘锡圭、贺梓诚（史学、文字、文献），季镇淮、吴组湘、芦狄（文学史），张晋藩（法制史），沈善洪（伦理学史），卿希泰（宗教、哲学），沈灌群、陈学恂、杨荣春、程舜英、韩达、陈景磐、张瑞璠、李国钧（教育史），王焕勋、陈友松、黄济、顾明远（教育学），陶愚川、水天同、余叔通、张志（外语、比较文化），韦启美、陈叔亮、郑可、刘梦溪（艺术）等，使我获得了多方面真诚、有益的高水平指点，为专业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国当时百废俱兴，锐意进取和面向世界的社会氛围和学术环境中，作为年轻学子，我们还特别渴望能通过更大、更开阔、更多元、更高水平的学术和教育平台，进一步了解国际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人贡献，追求更为高远的学术目标，并借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恰好在这一时间段我们了解到，以北大知名学者为主的一批中国顶级的专家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成立了一个颇有传统教育形式和精神，却又充满学术创新和国际视野的中国文化书院。这个书院给我们的突出印象是既传统，又充满文化活力；既像大学，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当时中外大学的固有规范，向全社会开放。能到这样的组织中学习、交流简直是难得的幸事，是求知学子心向往之的理想旅程，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拨乱反正之后重新出发时具有深厚底蕴和国际先进水平的一次成功、卓越的实践。

报名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专题培训之后，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根据书院的安排，我们能聆听著名大师和国际知名学人的教诲，能与他们近距离交流，请他们为我们排忧解难，为日后的发展指明更为远大的方向。在一期这样的专题培训研讨中，我们能接触的国内外顶级学者至少有20名，且在结业证书上都留有他们的名字，这在当时来说，是没有一所中外高校能媲美的。特别是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让学习者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深切感受到，跟从“中国文化书院”游，不亦乐乎！

高等教育是基于教学、科研、服务三大功能充分发挥综合作用的，直至今日，也没有一所高校能像中国文化书院那样用这样的能力、魄力、精神和行动力去创造高校的特色与辉煌。可见，中国文化书院在当时的发展和探索，带给教育界、学术界及全社会的启示，绝对不仅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促进显然是多方面的，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和发展事业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

作为一个非典型、非官方的学术与教育组织，中国文化书院当年的实践和积极探索不仅为改革开放，尤其是文化教育界的思想解放树立了高标，也打造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典范。在当时，许多高校的老中青教师或学者，还没有条件和机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合成教材、专著、译著等正式出版，而中国文化书院却能利用自己搭建的平台帮助这些人实现理想。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书院资助了一大批人推出了诸多专业领域“白皮”著述，虽不是正式出版，仅在书院范围和教学研究领域中传播，却能大大提升整个高校和科研体系中学术发展速度和水平。比如在我们熟悉的教育研究领域，一些后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最早的学术出版物就是中国书院推出的这类“白皮”书，这与中国传统书院立足自身，编辑出版不同于“殿版（官方正式最高水平的出版物）”的“院版（传统知名书院自己推出的学术出版物）”出版物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文化书院创办和逐渐兴盛的同时，中国的文教和学术事业，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前有《走向未来丛书》，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后有“二十世纪文库（累计100种国外各专业顶级成果的翻译出版）”、“地球村文库”、“20世纪教育名著系列”等随之出现，为中国文教和科学事业“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辟了很好的先河。

在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专题学术活动之后，我们与书院及其专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一直不断地通过求学问道，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比如，我和师范大学专注教育研究的不少博士生及年轻教师，曾多次就教育史、思想史等与现代改革与发展的关联问题求教过张岱年、梁漱溟、季羡林、周谷城等先生，请他们参与指导我们的专业学习、论文答辩和项目研究，见证了梁漱溟与晏阳初二先生的世纪见面（同为乡村建设、改造和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经常感动于他们对年轻人真诚的指导和无私提携。

在新专业设置、高效教学改革和研究能力的提升方面，中国文化书院给予我们的帮助和启示是更为重要和难得的。例如，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的环保问题日益突出，环保类专业设置的重要性和建设也逐渐被重视，但相关的教育和研究或依托于地理等传统专业，或因与各种利益团体形成冲突而被打压。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明确支持著名学者梁从诫先生在已有的书院框架下成立“绿色书院”，并从研究、调查、专业介绍和传播、新专业建设、改善社会意识等方面做了诸多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为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进行了重要的先行探索。

在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方面，中国文化书院也继承了中国书院的优良传统，包括“会讲（不同的专家、教授就同一问题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同时阐述，能给予学习者更多启发）”、“论辩（在教学中鼓励学习者提问、质疑）”、“讨论（相当于合作学习，与西方传入的“讨论法”相近）”等。后来高校一直强调的“通识”，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课程安排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对于当时的年轻教师和学者而言，这些基本的哲学、历史、方法论、价值观等素养的培养，是有共同需求和重要基础作用的。我们的成长历程说明，中国文化书院所提供的这类教育是丰富深刻和受益终身的。

中国文化书院作为文教学术创新探索的领头羊，其积极作用不只促进了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非官方、非正规文教科研机构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学习的典范。特别是在21世纪以后，一批高水平书院的复兴、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和思想。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书院传统是可以“活”起来并发挥巨大作用的，能在中国高水平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为自“五四”以来，前有毛泽东、胡适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认为中国的书院传统既可与西方的大学互补、媲美，其根本经验和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有当代的诸多“新”书院（包括在各类正规教育机构附设、政府兴办、民间及学术机构举办等）的探索，也在为中国教育与科研事业的发展创新，贡献着独特和鲜活的经验。而这些探索和实践显然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厚底蕴。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文化书院的贡献，在学术上谈论的较多，在教育、学风建设、大众影响等方面涉及较少。我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这方面的感受和体验可能更多。后来有幸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掌门汤一介院长有更多的交流（汤先生2011年作为什刹海书院的创院院长，我具体负责该书院的教研推进工作），曾就我的上述拙见征询汤先生的看法，并很高兴得到他的认可。

受中国文化书院的影响，我个人的学习与科研探索更积极主动了，也在1987年组织创办了教育与科普研究所（民办），于1992年参与创办北京私立华诚学校并担任校长，推进全国多所书院的复兴、创建和教研创新探索，积极尝试“书院学”研究，在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实验，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化”的尝试。使我个人的文化教育研究有了更开阔的思路和实践支撑，对形成自己的教育和学术思想有着深远影响。

在中国文化书院成立40年之际，回顾我个人从书院得到的诸多恩惠和深刻教益，每每都会涌起对中国文化书院、诸多著名学者由衷的怀念与感激，他们传递给我的不仅是智慧的研究方法、渊博的知识、超凡的视野，更是他们崇高的人格、态度与精神。所以我一直都认为，中国文化书院的贡献，既有巨大的学术和文化价值，也有在教育和中国文化史上继绝学、阔视野、开新纪的巨大贡献。这是每一位曾经直接受益或受到间接影响的人，都应该永久铭记和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