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化启蒙 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书院40年回顾》是一部详尽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以来四十年发展历程的纪念文集，汇集了书院创始人、历任院长、导师以及学员等不同身份人士的珍贵回忆，共同勾勒出书院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今日特别推送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先生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忆往》一文。文章生动记述了作者自80年代以来，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工作和活动经历，以及与大先生们的交往瞬间，承载和再现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历史记忆。

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忆往

李泽厚

记得曾经说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三大民间学术团体，即“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我都参与而未深入。 其中最后一个因常有“雅聚”，交往较密，相见略多，各种报道也常常有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三人名字出现。 但实际上,我却根本没与闻或过问任何大小“院务”，包括鲁军先生“闹分裂”那件书院特大事故，我当时也未闻未问、不知不晓，后来从同住一楼上下的庞朴兄处，才略悉一二。 总之，我那时是各处被邀列名，从不管事。 但我倒清晰记得,汤一介兄在许多年后——大概是这个世纪的回忆文中，谈到书院的初创期最得力于鲁军、孙长江、庞朴三人，我觉得十分公允。如实道来，不念旧恶，颇难得也。当时鲁军是公开宣布将汤一介等人开除出书院的，虽然后来失败了。

我因不与闻书院事务，所能记起的事也就很少。我在书院只讲演两次：一次是讲中国智慧，有如广告所公布的；一次是讲西体中用。两次的提纲后来铺衍成文发表了。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著名的吴良镛教授,居然不计自己的身份地位，以普通学员报名来院听讲，使我大为惊讶，这在国外并不稀罕，但在论资排辈的敝中华却极为难得。这使我暗自佩服,认为颇值自己学习。另外，还记得 1986年一次与梁漱溟赴院，往返同车，梁在车上对我说，《光明日报》记者将他所说的“孔颜乐处”竟误记为“苦言乐处”发表了，颇为不满和恼怒，认为有损他的思想和声誉。 后来又听说, 他对《人民日报》 报道中将他的名字置于冯友兰之后（见该报道）也很不高兴。冯比梁只小两岁，却是梁的学生，资历、操守也不如梁。梁素律己甚严，当时我想，即使圣人也难免有脾气啊，其实何必如此认真，这等小事，一笑置之可也。

我一直尊敬梁先生，当时他可以上台讲演，他那念念不忘的出书却仍大不易，恐怕要八十年代中期才入佳境。1982 年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朱子大会，邀请了他和冯友兰，那时允许冯却不许梁出国与会。其实，梁是颇想去的。当时大家因怕犯政治错误，对他总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 记得一次北海聚餐，我特意找他合影时，一些人都面露惊讶，但很快便有好几个年轻人也上来和他一一合影了，此情此景此意，今日读者大概是很难理解了。

谈及北海与书院，我记得在北海仿膳请饭甚多，当然都在房间里。只一次很特殊，在对岸临水的五龙亭上，大概也是1986年，波光湖影，夕阳西下，大家围坐一、二圆桌，汤、庞好像都在场，反正孙长江兄是参加了的，李中华、魏常海诸兄当然也在。记得孙与王守常、鲁军等和我闹到最后，相互用碗赌白酒，一口干。不记得这次是否宴请傅伟勋兄，如傅在就更热闹了。当时真乃大好年月，痛饮畅叙，豪谈阔论，意气如虹，弄得相当之久，月上树梢方散。这次，我也喝得太多，醉醺醺地回家了。

这个“北海五龙亭上饮”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令我多次想起，并与陈与义的一首词总联在一起：“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