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学导论”丛书系列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与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跨文化学导论，以多元、多学科、多语种为架构，以“多”组合的“跨”为研究平台，将理论研究与扎实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整体形成“跨文化学导论”丛书。
参与这一理论架构的每一位学者，都是各自学科的代表。他们在跨文化学的平台上，参加学科建设，写各自“导论”，这符合跨文化研究新学科的要求，此前并无先例。
跨文化学的学科发生地在中国，这是必然的。几十年前，跨文化研究活动已在中国大地兴起，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拓，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今天，已打下一定的基础。
一是研究维度。建立跨文化研究的国际化网络，定方向、定点、定期、定人、定主题，铺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
二是教学维度。建立跨文化多点式的国际化教育基地，举办跨文化学研究国际暑期学校、创设高端博士生研修课程，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加强高级访问学者、青年教师和博、硕研究生的交流。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综合性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综合性研究成果
方法论是跨文化学的聚焦点，也是一种思想原则，包括“ “跨文化性”、“文化转场”与“跨文化对话”。
专业研究的精微、思想创新的引领，是跨文化学的灵魂。老一代学者已经留下经典。超越文本的单语化，尽量多语化，至少双语化。
跨文化学的工作目标，既为今天和明天，也为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提供当时已经书写而非追述的学术文献。
傅罗格(Frog)，芬兰国际民俗学会原主席，芬兰国际民俗学会学术丛书系列(FFC)主编，伦敦大学学院博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副教授。在民俗学的宏观理论范式与具体现象之间双向移动和创新研究，强调以传统文化研究为基础，对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原生地开展多年实地调查，从跨文化学的视角，重新阐释芬兰学派。重点研究史诗、神话、仪式与民俗的关系，推进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使用考古学和源名学史料，延伸至符号学、历史语言学和宗教史学，拓展民俗学的研究空间。肯定民俗学的定性研究性质，也适当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傅罗格长期从事民俗学研究，对当代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都做出重要贡献，出版主要学术著作近30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要了解160年的民俗学，就要了解芬兰学派；要了解全球化时期的国际民俗学，也要了解芬兰学派；要了解世界多元民俗学的学术史和文化主体性，还要了解芬兰学派。这是一部是难得一见的系统研究芬兰学派理论与方法论的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芬兰学派的民俗学学科史，涉及地缘政治、编写国家史的影响、《卡勒瓦拉》史诗、比较研究的学科地位；第二章、经典民俗学的核心部分——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法，讨论科隆父子的重大贡献，包括对文本、类型、学科化等基本问题的提出、学术成就与不足；第三章、当代芬兰学派的方法论革命与新发展，作者在跨文化的视野下，讨论了芬兰学派与德国学派、英国学派、俄罗斯学派、瑞典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各自特点，对其交流共享与彼此差异做了精彩和细致的分析。
世界民俗学大本营在芬兰，芬兰学者提出故事分类法的经典民俗学代表性思潮，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作者从跨文化学的视角对芬兰学派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进行全面阐释，深刻分析其历史贡献和学术局限，是近年少见的国际民俗学力作。
芬兰民俗学的研究，直至20世纪上半叶，都被历史化的方法所主导。民俗学的各个分支的研究都要从历史研究做起，无一例外。这段局面的形成，与盛极一时的“历史地理研究法(the Historical-Geographic Method)”有关。尽管后来人们对它的“历史的”提法充满了国际争议，也对它的“地理”提法有各种指责，但当年它就是庞然大物，没人能撼动它的权威地位。在芬兰民俗学者中，也有人曾采用过其他方法，但也都被笼罩在“历史地理研究法”的“光环”之下不得施展。历史地理研究法是一种基于文本的比较研究，芬兰民俗学也因此出身于“比较”。它从一开始就涉及多元民俗，但它的起步又是欧洲一元论的，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未能跨出一元，这就使它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局限。
在芬兰，历史地理研究法的雏形出现于19世纪后期，原为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早期芬兰语文学的范围很大，把历史学，语言学、文学、民俗学都包括在内。历史地理研究法出现后，以其非同凡响的气象和鲜明的特色，超越语文学，获得了新的认同。它并非单一的研究法，而是以“方法”的形式，综合理论、方法、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具体对象的总体性建构。当然，它以“方法”的形式出现，就容易被程式化。
最早为历史地理研究法进行命名的，是芬兰早期民俗学家卡尔﹒科隆( Kaarle Krohn )。1926年，他在《民俗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提出“历史地理研究法”的概念，对其内涵进行了全面解释，并由此提出民俗学的理论体系。卡尔﹒科隆对民俗学的整体构想，包括定义、理论、方法、表述规则和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等，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历史地理研究法，他的民俗学思想也通过对历史地理研究法呈现出来。
历史地理研究法一度备受青睐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20世纪20年代，芬兰民俗学中的教条主义占了上峰。在历史地理研究法中的出现，让民俗学者看见了理论建设的新曙光，也看见了民俗学对于重构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芬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争取二战反法西斯阵线的胜利，对这两者都是紧迫需要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产生了革命，芬兰民俗学的历史地理研究法随之降温。这时的民俗学还要重塑形象，洗涤历史地理研究法带来的“原罪”。然而，在批判退潮后，学界思潮又发生了转变，这时人们便不能不冷静下来思考，民俗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芬兰民俗学派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兜兜转转，就又回到历史地理研究法上来。
有人宣告“历史地理研究法已经死了”。芬兰民俗学曾一度消沉，但是，准确地说，这只是一场俄狄浦尔式的过渡仪礼。琳达·德格(Linda Dégh) 在30年前就观察到,“在当时学术思潮的压力下，历史地理研究法开始向内收缩，但其核心部分还在，一些基本成分，如工具概念、分析框架、抽象化过程和研究技术等仍被保留下来。在一定温度下，它还曾开过花、结过果，被某些研究项目所采纳”，它的生命力还在延续。罗伯特.乔治(Robert A. Georges)甚至提出，要对历史地理研究法下达“死亡通知”的所有手续都要复查 一遍，对讣告、悼念仪式、“临终”祷告和验明正身的报告，都要重新审查。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历史地理研究法并非单一研究法，我们也知道，历史地理研究法并非一成不变，但这种事实竟被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民俗学者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
芬兰民俗学者最初接触历史地理研究法是在19世纪末。后来，它的提炼、成熟、流行、怒放，一路顺畅。至20世纪20年代上升为“经典”，芬兰民俗学界乐观其成。不是完全没有争议，但主流是拥护。琳达·德格说，从历史地理研究法上，我们能看到一种事物的两面。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一个想象民俗的代名词，一份早期研究范式的遗产，一种不抢救就消失的文化遗留物。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曾提出批评道，历史地理研究法是芬兰民俗学的“隐患”，积重难返，迟早走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但不无讽刺的是，他的预测没有兑现。历史地理研究法在相对一段时间内健康发展，其整合性和精密度都在相应地提高。芬兰民俗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对它的传统模式加以继承和发展，至20世纪前半叶，它已不再是静态的研究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研究系统。它的定义、理论、方法和有针对性的问题部分，一直在做调整和更新。外界对芬兰民俗学的种种“过时”或“作废”论都不够切实，也有些过分。从学术史上看，与其说芬兰民俗学已经崩溃，不如说它已经自觉转型。
发布时间：2023-11-28 14:5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