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与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法]皮埃尔-西尔万·佛辽若(Pierre-Sylvain Filliozat)
[法]婆苏闼拉•卡瓦利•佛辽若(Vasundhara Kavali-Filliozat) 著
书号：ISBN 978-7-5202-1283-0
跨文化学导论，以多元、多学科、多语种为架构，以“多”组合的“跨”为研究平台，将理论研究与扎实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整体形成“跨文化学导论”丛书。
参与这一理论架构的每一位学者，都是各自学科的代表。他们在跨文化学的平台上，参加学科建设，写各自“导论”，这符合跨文化研究新学科的要求，此前并无先例。
跨文化学的学科发生地在中国，这是必然的。几十年前，跨文化研究活动已在中国大地兴起，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拓，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今天，已打下一定的基础。
一是研究维度。建立跨文化研究的国际化网络，定方向、定点、定期、定人、定主题，铺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
二是教学维度。建立跨文化多点式的国际化教育基地，举办跨文化学研究国际暑期学校、创设高端博士生研修课程，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加强高级访问学者、青年教师和博、硕研究生的交流。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综合性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综合性研究成果
方法论是跨文化学的聚焦点，也是一种思想原则，包括“ “跨文化性”、“文化转场”与“跨文化对话”。
专业研究的精微、思想创新的引领，是跨文化学的灵魂。老一代学者已经留下经典。超越文本的单语化，尽量多语化，至少双语化。
跨文化学的工作目标，既为今天和明天，也为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提供当时已经书写而非追述的学术文献。
皮埃尔-西尔万·佛辽若(Pierre-Sylvain Filliozat)，法国远东学院著名印度学家让·佛辽若（Jean Filliozat）之子，父子两代均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自幼在印度学的熏陶中长大，1959年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获得印地语学位，1962年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完成关于维迪亚那他（Vidyānātha）修辞学著作《波罗多波楼陀罗》（Pratāparudrīya）的研究，1963年进入法国远东学院，自1967年起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任梵语研究部主任至今。法国亚洲学会副会长。他早年把主要把精力放在文法学巨著《大疏》（Mahābhāṣya）及其注疏的翻译与研究上，完成了十卷本《大疏灯注》的译注工作。他也对梵语文学艺术充满兴趣，与夫人婆苏闼拉合作完成了多部印度建筑史研究著作。曾获得法国军团荣誉勋章、法国金棕榈勋章等国家表彰。
佛辽若教授的夫人婆苏闼拉·卡瓦利·佛辽若（Vasundhara Kavali-Filliozat）是印度学者乾那巴萨伐帕·卡瓦利（ChennabasavappaKavali）的次女，。印度德里大学硕士，法国索邦大学博士。她自幼在梵语和加纳达语古典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是著名印度艺术史专学和金文学者，曾获印度政府的各种表彰。她使用卡纳达语、英语和法语写作，出版著作26种，促进印度学术成果向西方世界传播。
《法国的印度学》的作者皮埃尔-西尔万·佛辽若(Pierre-Sylvain Filliozat)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法兰西公学教授，在欧洲印度学研究领域负有盛名。作者在本书中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印度梵文诗研究，此为法国印度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法国诗学和跨文化学的视角，将概念、阐释与文本诵读结合，论证印度梵文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差异。二是法国印度学的学术史，展现法兰西学院智性、博学与交流的三大宗旨。本书的合著者是作者的夫人婆苏闼拉•卡瓦利•佛辽若(Vasundhara Kavali-Filliozat)，法籍印裔，法国索邦大学印度学博士，长期从事欧洲与中国的印度学者以往都很少涉及的印度南部寺庙文化研究。本书展现了这对法国教授夫妇在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拓展法印学术交流的毕生努力。
佛辽若秉承家学投身印度学研究六十余载，沉潜古籍、持之以恒，研究著述丰厚。父子齐名，两代人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欧洲影响很大，许多欧洲高校图书馆都收藏了他们父子的著作。本书讨论法国印度学的三个问题：一是印度梵文诗的概念与诗学阐释，二是法国的印度学史，三是法国学者对印度南部寺庙文化的研究。中印一山之隔，法印相距万里，法国发达的印度学对中国印度学的研究也有一定启示。
我们不能夸大“东方文艺复兴”概念在欧洲的影响力，但它确实落地生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历史最动荡的几年中，梵语和汉语讲席分别在法兰西学院成立了，这是巴黎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安托万-雷奥那·雪齐（Antoine-Léonard Chézy，1773-1832）受命为首位梵语讲席教授 ，而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则成为了汉语和满洲语的讲席教授。这一梵语教席在当时可是印度境外唯一的一处，巴黎也因此成为了欧洲的梵语研究中心。
雪齐不仅因其欧洲第一位梵语教授的身份而闻名，他还翻译了四世纪梵语桂冠诗人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梵语戏剧杰作《沙恭达罗》（Abhijñāna-Śakuntalā，即“认出沙恭达罗”）。故事的女主角叫沙恭达罗，是一位仙人的女儿，在此世一处净修林上长大。男主角则是豆扇陀王（Duṣyanta），一位神话中的国王，他在人天两界都与天神联合打击恶魔。两人陷入了热恋。然而，由于一则诅咒，国王遗忘了沙恭达罗。他们分离了好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两人的儿子诞生了，并在净修林被抚养长大。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以后，豆扇陀恢复了记忆，认出了沙恭达罗。他们的儿子便是“婆罗多”（Bharata），印度帝王的典范，他的国家也因此沿用了他的名字，在梵语传统中叫作“婆罗多国”（Bhārata-varṣa），信度（Sindhu，即“印度”则是其西边邻国的名字。经过迦梨陀娑的加工，这则神话成了一出人间戏剧：不停流溢出生动的情感瀑流，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无意识的心理状态。《沙恭达罗》的表达是优雅、高贵而唯美的，它的真挚、宁静和崇高，每一刻都牢牢勾住读者的心弦。
浪漫主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注重强烈的人类情感。对这一诉求而言，《沙恭达罗》恰恰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题材。法国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emartine，1790-1869）虽然与印度文化沾不上边儿，但读到了雪齐的翻译后，由于感同身受而被深深地打动，与古代的作者达到了精神契合。拉马丁是一位出身贵族的浪漫主义诗人（图37），歌咏爱的喜悦、孤独的忧伤，通过大量动听的诗句表达人类宗教性的渴望。他同时还是一位产量颇丰的散文作家，涉猎广泛，包括历史等主题。他短暂地涉足了第二共和国1848年建国的事宜。退休以后，他以一月一讲的速度，写成了《文学随讲》（Coursfamilier de littérature），于1856-1869年间共出版了二十八卷。其中既有阅读琐记，也有对往昔作者的回忆和个人感受。1856年的第三讲，他专门谈了梵语文学。他接触到梵语史诗，如《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罗摩衍那》（Rāmāyana），以及一些戏剧作品的翻译片段。雪齐译的迦梨陀娑《沙恭达罗》似乎成就了他最难忘的审美体验之一。他尤为欣赏其中纯真与坦诚的创作动机，还有一以贯之的崇高理念。
十九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对于印度文化，产生了一种前沿的研究方法：为了揭示一种细腻的文明，必须采取一种科学的、条理清晰的路径。这条路径由尤金·布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探索而得（图38）。他从未到过印度，却研究了被带到欧洲图书馆的各种材料——在当时来说，其体量着实令人瞠目。他的作品总是清晰透彻，这仰赖于他敏锐的洞察力。他掌握了古伊朗语、梵语、巴利语、和俗语，并积极参与到破解古波斯和婆罗米字体的工作中。布尔诺夫的主要成就，是基于巴利和梵语资源，将《法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译作法文，重新呈现了佛教；又通过《薄伽梵往世书》（BhāgavataPurāṇa，即“关于克里希纳的史诗”）的法译本，揭示了印度教。他正是法兰西学院梵语教席的第二位继任者。他的两位弟子也贡献巨大：其一是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他校订了《梨俱吠陀》（Ṛgveda）；其二是意大利学者加斯帕雷·格雷西奥（CaspareGorresio，1808-1891），他翻译了《罗摩衍那》。
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知识精英界已经可以获得这些文学作品。诗人和作家们得以了解到一幅纯正的印度画卷。但他们并非科学工作者，通过变形、转化将印度的图景融入他们的世界当中，甚至印刻上了个人的标记。在十九世纪文学潮流的精神影响下，印度文学的遗产可以透过如下几位诗人窥视：拉马丁、雨果、理兹勒、马拉美、阿波里奈尔。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最为多产的法国国民诗人，代表着法国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浪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黑暗的，一方面则是史诗性的。1852年，拿破仑三世当权后，他被驱逐到泽西岛（Jersey Island）。那是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他的诗歌充满着他绝望的心境。他曾经在一个叫作罗泽尔（Rozel）的地方，以岛屿的暗礁为冥想对象。想象力把他带到了面向海洋的礁石之尖。
发布时间：2023-11-28 15: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