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二讲《杨振宁和他的世界——锋芒、幸运、冲突与融合》将在西湖大学开讲。本次讲座开通全程网络直播，大家可点击下方“西湖大学”视频号进行预约。“西湖大学”B站号、抖音号也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学人讲座”是以研究致敬研究，以学人启迪学人。大抵这世间所有的学问，都要回到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最真实的性情之中。正如陈越光院长和夫人尹捷女士在回忆杨振宁先生时写道——物格无止境、理运有常时。
2022年，在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之际，陈越光院长和夫人尹捷女士合作《物格无止境 理运有常时——我们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一文，回顾他们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解读他们眼中的杨振宁先生。本文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22年10月号 总193期，经作者授权转载。

在我们眼中，杨振宁先生是站立于山顶的科学大师，也是会支持我们做事、可以一起在沙发边喝茶聊天的明哲长者。

一 初见杨先生

2021年9月22日我应邀去清华参加“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看到杨先生因腰不好不能自如行走，左右两人搀着他进会场，颇为感慨百岁人生多不易；然而当杨先生手持话筒侃侃而谈，没有讲稿，依然语调平稳持重，思路清晰流畅，一如既往的家国情怀……我不觉想起三十年前和杨先生第一次相见的情景。

杨振宁先生在“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会上讲话，右二：陈越光，摄于北京，2021年9月22日。（图片由陈越光提供）
 

1991年6、7月间，我在“走向未来丛书”顾问钟沛璋先生的帮助下，以“为外祖父扫墓”的申请获得赴港30天的往返签证。我在香港三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老朋友金观涛刘青峰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出境，对于另一种制度下的另一个天下，自然充满好奇，当时正值八九后、小平南巡前的时间节点，在香港的知识分子也都关心中国大陆会怎么样，不少人愿意和我聊聊。观涛青峰和陈方正带我见各方朋友，既有金耀基先生这样的香港学问家，也有沈君山先生那样过往台港的科学家，谈论的主题都是对中国大陆现状和趋势的判断，以及知识分子可以做什么。一日，观涛告诉我第二天中午和杨振宁先生一起吃饭，“我介绍了你，他希望你一起去聊聊。”

杨振宁的大名自我青少年时代就已如雷贯耳，但这大师般的人物实在离得太远了，谈论都不及啊！此前唯一一次论及到的是1988年《河殇》播出，我那时正负责筹建中国残疾人杂志社并创办《中国残疾人》月刊，一天我将《河殇》的录像带送给邓朴方，在他家里聊起各方面对《河殇》的热评。当时杨先生有一个批评意见，《参考消息》刊登了，我说起杨先生的评论，并顺带说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杨先生评论的讥讽：“他既然那么爱国，为什么不回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料朴方很严肃的接了一句：“这也太不厚道了！”我吃了一惊，其实，我只是转述各种看法，倒是邓朴方的态度令我记忆深刻。

杨振宁、陈越光、金观涛，摄于香港中文大学，1991年7月。

（图片由陈越光提供）

真要和杨先生见面，难免也有几分激动，但杨先生的随和朴实出人意料。杨先生当时也在香港中文大学，那天中午他一个人来到中国文化研究所观涛、青峰的办公室，很随意地聊天，青峰为我们拍了张照片。然后杨先生自己驾车带上我们三人去了一家简易的小餐厅吃饭，杨先生请的客。那天聊天的主题，自然还是对国内的情况判断，具体说什么不记得了，想必是我介绍得多，观涛分析解读得多。但杨先生说的一个判断却是颇出意料，在后来三十年则被历史印证了。当时一般人分析判断中国形势，激进和悲观交织，沉稳者也多虑会陷入类似勃列日涅夫（Leonid I.Brezhnev）时代，即回到1950、60年代的封闭中。而杨先生说：我有一种感觉，现在的中国大陆很像六十年代初的台湾，正是开始起飞的时候，这个势头应该不会改变。
初见杨先生，转眼三十年已过。

二 请杨先生担任古诗文诵读活动顾问

1998年初，在南怀瑾先生的提议下，我和徐永光策划在“希望工程”的基础上搞一个“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我是这个活动的全国组委会主任，永光是指导委员会主任，南先生任名誉主任。邀请顾问时，我先请了张岱年、季羡林、王元化、汤一介诸先生；此时，我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已多年，人文学界的人脉自是不缺的，我突发奇想，要请一位科学界德高望重者任顾问，可以更有号召力。最好的人选当然非杨先生莫属，但我七年前与杨先生见过后，和他并无联系。我朋友中和杨先生最熟悉的是陈方正，方正当时担任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他早期任中大秘书长时就和杨先生熟悉，后来又一直担任杨先生海外基金会的司库。我和方正通了长长的电话，要他代为邀请杨先生担任我们诵读工程的顾问，方正的答复是：“可能性不到两成，他身体很不好，心脏做了搭桥手术，……但我把你的意思转达到。”出乎意料的是两天后，方正回复的信息是“基本同意”，我随即给杨先生写了信和正式邀请函，传真给他。

杨振宁先生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题词，1998年5月。

（图片由陈越光提供）

1998年5月20日，担任“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顾问的杨先生为工程题词：“熟读古诗古文，一生受益无穷”。1999年4月3日我在上海组织一个“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座谈会”，王元化、金庸、汤一介、庞朴、乐黛云、陈平原、葛剑雄、赵鑫珊、陈尚君等学者到会，杨先生没能与会，但也传真给我一个简单的书面发言,其中一段后来选登在《人民日报》上：“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宋诗词。记得似乎是从‘床前明月光’开始。有些诗句，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不教胡马度阴山’，很容易懂。许多别的诗句虽然不全懂，但是小孩子很容易就学会了背诵。70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许多阴晴圆缺、悲欢离合以后，才逐渐体会到‘高处不胜寒’和‘鸿飞那复计东西’等名句的真义，也才认识到‘真堪托生死’和‘犹恐相逢是梦中’是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懂的诗句。”（《抢救记忆的黄金时代》，《人民日报》，1999年4月22日，第12版）我想，这段话是他题词的最好说明了。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实施八年，有约八百万少年儿童参与，带动了他们背后几千万位家长，加上几千场活动、几百家媒体的传播，实现了让十分之一当代中国人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推动了继往开来的时代氛围，而杨先生的支持和精神感召，即是重要推动力之一。

三 杨先生与《科技中国》创刊

2003年秋，我接手了国家科技部主管、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科技画报》，但我不想做画报，想办一份高水准的科技月刊，中心领导在“经费你自己解决，出版署你自己疏通”的前提下同意改刊为《科技中国》月刊。《科技中国》定位是一本高水平而又能够跨越专业藩篱的杂志，是科学家、科技企业家的社会论坛；是产业政策、行业趋势的分析平台；是科技资讯、企业信息的交流平台。

《科技中国》是我和陈方正联手的产物，我担任杂志社社委会主任兼主编，方正为顾问。在我落实了改刊批准文件和资金后，面对的第一个考题是能否组成一个高档次的编委会，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自然是杨先生。我写了《科技中国》发刊词《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和一份办刊设想，请方正送给杨先生。2003年9月21日晚上接到方正的电话：“杨振宁同意当编委了！”方正说杨先生看了我写的材料说：“看起来也不是一定办不成的。”这个评价，我听了觉得气馁，方正则告诉我“很好啊，杨先生这就是认可啊！”

有了杨先生的加持，方正一口气邀请了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中大副校长杨纲凯、植物学家辛世文院士、美国西北大学的饶毅教授；我设法请了中国工程院名誉主席宋健、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主办单位则推荐了前科技部副部长惠永正；后来我们又邀请了图灵奖（A.M.Turing Award）获得者姚期智。这个编委会名单，可谓一时之选，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编委会组建，仅凭我和方正之力是不可能的。我去请前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就只是把我写的《科技中国》发刊词、一封邀请信和杨先生等已确认的编委名单发传真给他，就获得了他的同意，这主要是有赖于杨先生的名望和影响力。
 

杨振宁先生任编委的《科技中国》杂志，2004年6月创刊于北京。

（图片由陈越光提供）

一本新刊物能不能迅速站得住，就看是否有一批有影响力的作者愿意赐稿。《科技中国》创刊前期，杨先生给了很大支持，我们刊发杨先生的文章有：《爱因斯坦对二十一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影响》（2004年6月创刊号）；《中国，难以想象的成功》（2004年10月号）；《尊重<易经>，但不是不可批评<易经>》（2004年年12月号）；《物理学的前景与学习方法》（2005年1月号）。在杨先生的带动下，《科技中国》这本新刊物也就常常有名人大家的文章刊出。

《科技中国》创刊号出来后，虽然我和方正的自我感觉不错，但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两件事鼓舞了我，一是出刊三周接到杨先生秘书电话：杨先生还要3本《科技中国》；二是我想给我国驻外领使馆赠刊，但寄往世界各地领使馆的邮费太贵了，就和外交部办公厅联系希望由他们分寄，电话联系时对方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你们送刊要我们寄？”但等收到刊物后请示领导，居然同意了。2005年4月新加坡做科技出版的潘国驹先生来联系承接《科技中国》的海外发行，他是杨先生的朋友，说在杨先生那里看到这本期刊，觉得很好。

办《科技中国》杂志时，我设计了一个和刊物平行的“科技中国论坛”系列：比如和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主办的“整体自洽医学理论与大医精诚”论坛；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合办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国际思考”论坛；和中国风能协会合办的“中国风能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合办的“‘医学与人’论坛”，等等。而让“科技中国论坛”一举打响的是2004年10月23日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因为杨先生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那天三小时的论坛气氛十分热烈，最高潮是对于陈方正提出“中国科学的真正成功在中医药，中医药是今天甚至未来中国对世界科学的最大贡献”的观点，杨先生当场表示反对，因此引发热烈争论。

左起：陈越光、聂华桐、陈方正、杨振宁、董光璧、吴明瑜、刘钝、吴国盛，摄于北京，2004年10月。

（图片由陈越光提供）

关于这次论坛，除了《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科学时报》、《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到会采访外，约600家网站做了报道。后来汤一介先生还写了长篇文章《一个哲学家的回应》来回应论坛的讨论（《科技中国》，2005年2月号）。我当天的日记上有：“下午在清华举办‘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杨振宁、董光璧、陈方正主讲，吴明瑜、刘钝、吴国盛做嘉宾评论，聂华桐和我主持。原定三点开始，不到二点半就挤不下了，连中国科协副主席徐善衍都被挡在外面，他没请柬！好在我见到请他到第一排坐。随后换会场，仍是挤不下，走道、台前地下都坐或站满听众。发言热烈，气氛很好。快六点结束。除杨振宁外，我们一起吃了饭。晚上回到单位，发第十一期稿。”

杨振宁先生在“科技中国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摄于北京，2004年10月。

（图片由陈越光提供）

《科技中国》创刊三年后我离开了杂志社，但2014年1月6日老友方正来电话“你看，你做过的事就有人记得啊！”原来杨先生要我找2004年12月号的《科技中国》。

四 闲谈中的杨先生

2018年尹捷开始写《北京三十年》，陆续记叙三十多年来她在北京接触的人与事，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杨先生的。文章写完后她发给杨先生夫人翁帆女士，请她和杨先生过目；翁帆提出一点建议，并回微信说：“杨先生还说，没想到越光的太太还很会写文章”。这段“闲谈中的杨先生”就是其中部分摘录，所以下面的第一人称是尹捷：

2013年秋，有一天越光问我是否想见见杨振宁先生，他说陈方正来北京了，约了杨先生夫妇和我们几个老朋友一起聚聚。此时说到杨先生，他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了，除我之外，要相聚的人和杨先生都早已经熟识，因此关于他的各种故事我已经听过很多。当然除了他们这些“正规渠道”来的信息，漫天飞舞的各类报道、评论，显而易见违反常识的假消息我也经常能看到，因而见见“杨大师”真人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在聚会前，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胸有成竹要去参加面试的人，不过考生是杨先生，我需要做的是将这位名人归类打分。然而那个秋日的黄昏，当他微笑着快步走进餐厅，和朋友们一一打招呼聊天时，我居然忘了自己来的初衷，我被打动了，确切地说是被杨先生的平和亲切，以及谈话的智慧感染了。在当晚的日记中，我这样写：“晚上陈方正在中关村的苏浙汇请客，杨夫妇，观涛夫妇，我们夫妇共七人，我负责点菜。杨已经91岁了，但是席间他思路清晰，非常健谈，丝毫没有一般老人的表达迟缓和词不达意。只是听力不行靠助听器。翁帆比料想中的要单纯，应答也得体，为人低调。杨有非常好的谈话技巧。”我说杨先生的谈话技巧非常好，是因为那天他始终把握着谈话的方向，在一个个主题的切换过程中挥洒自如，也让在场各位有话可说。此后熟识的朋友们和杨先生相聚，我也常去凑热闹，每回他都有很多故事可讲，年代和事件性质的跨度很大，充满趣味。2019年10月的一次聚会临近结束时，我发了一句感慨：杨先生是一个装满了故事的盒子。陈方正夫妇那天正好也在场，方正立刻接了一句：杨先生本身就是个故事。我很赞成，尤其以后在人们的传说中，他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当晚还有一件趣事，做科学史研究的刘钝教授那天也来了，他刚刚在希腊雅典得了柯瓦雷奖章(Koyré Medal)，这是此奖项自1968年创立以来首次由中国人获得；恰巧翁帆在努力钻研了几年后也刚取得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博士学位，因此我们说要为他们两人干杯庆贺。杨先生笑着说：你们把两件性质质量完全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大家哄笑起来，欢乐的气氛在空中飞扬。

那晚还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杨先生在谈到1971年他从中国返回美国后遭到了联邦调查局（FBI）的盘问，他当即想到了之前钱学森在回国前被美国扣留的往事，于是将秘书叫进来以作为在场证人。众听者中陈方正因为在香港负责过大学行政工作，颇具法治意识，他立刻问道：依照法律，你是否可以拒绝他们的盘问？杨先生回答说当时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听着这一问一答时，我快速在心中计算，这件事情发生时，杨先生已经在美国工作生活26年了。接踵而来的念头便是：即使在以法治著称的美国生活多年，杨先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中国人。

杨先生是我们安徽人，如今说话口音里还能听出一丝乡音。有一种亲切叫乡情，尽管杨先生名气大，声望高，然而对我來說他却是个无拘无束、平易近人的长辈。我性急直率，没有资格请教专业问题，但又不甘当旁听生，因此稍稍熟悉以后，每回见到杨先生，就会抓紧机会，向他提出許多有关中国社会现实的尖锐问题。我总是想知道，一个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物理学家看这些问题会和我有什么样的不同。记得有一次以直率著称的饶毅教授也在场，今天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的问题了，但是记得饶毅听到我毫不犹豫发问时吃惊的眼神。但杨先生从不见怪，也并不闪烁其词，总是以长者的态度，温和坦率地谈他的看法。当然，他对不少问题的看法并非和我的认识一致，这是意料中的。

“我阅历了近一个世纪来中华民族困苦和发展。希望你们不要忘记，生活在今天的你们很幸运。记住你们可能在历史上将要扮演的角色，继续努力，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创建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杨先生勉励年轻学子的话，我相信这是他发自肺腑的。然而我有时会有这样的疑问：杨先生有如此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在美国做研究、得奖、教书期间正好是中美冷战时期，那么他是在什么样的个人情感中度过这段时间的呢，是一直很压抑吗？远离故国的他又是怎样处理情感和理性的冲突的呢？很多次我想问他，但总觉得难以开口，毕竟这是杨先生的私人情感，不料有一次他无意中自己提起了这个话题。他说起在美国读书期间，前两年几乎没有思乡、思念亲人的感觉，他被一个崭新的世界所吸引，全身心投入那个可以安稳做研究的环境，每天都在物理世界中追寻。直到第三年他弟弟去美国看他，突如其来的思乡情绪将他淹没了，他无比想念家乡和家人。就在他平静地说着这些70年前的经历和感情时，我的问题有了答案：“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想当年杨先生的精神世界大概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穿梭。物理世界的奥妙吸引了这位年轻学者，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家乡，没有国家，宇宙间的定律成为他朝思暮想的亲人；弟弟来了，带来了家的温暖，当他回归常人的世界，祖国、亲人便如远处的灯塔，提醒这个在宇宙中漫游的人在地球的东方他是有家乡的。

2014年秋天朋友们聚会时，92岁的杨先生谈到了他的好身体，也谈到自己后来遇到的好机会。记得那天他给我们讲从早年抗战时在西南联大读书，到后来的美国经历。他坦率地说即便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遇上要饿肚子的时候，只是吃得差一点而已。听着，听着，我便开始分心，我经历过中国六十年代初那几年饥荒，尽管那时只有几岁，但是记忆深刻，至今见到玉米糊就想吐。我还读过描写夹边沟劳改农场右派们在那时的饥饿倒毙状态的文章，在那里劳改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杨先生是同一代人。我想，对此杨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像他的老朋友、早年回国任教的芝加哥大学同学巫宁坤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又比如说在中国停止了十年的大学教育使得多少人永远失去自己的理想。再比如我这般年纪的人，文革后虽说赶上了大学的末班车，然而初等、中等教育是在文革的喧嚣中渡过，最基本的文化常识也是不清不楚的，并没有机会像他一样，读高中时在名师指点下背《孟子》。

回想那天听着杨先生的一席话，不平之感油然而起，我很想说些令他难堪的话，起码要让他觉得扫兴。然而，理性却告诉我这笔账不该由杨先生来“埋单”。在充满陷阱和苦难的年代，他因自己没有困在其中而坦然，这并没有错；一个在美国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的物理学家，说真话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于我，两厢比较，无论是否心有不平，无论旧时的阴影在我心头刻下了怎样的印记，和杨先生聊天时我常常要提醒自己需要agree to disagree（赞同不同看法）。

左起：谢犁、尹捷、翁帆、杨振宁、刘青峰、金观涛、陈越光、屈向军，摄于北京，2018年12月。

（图片由谢犁提供）

杨先生对于中国的情感和前途的信心众所周知，然而关于中国的前世今生，他这位在西方生活了多年的物理学家又能了解多少？有时我会纳闷杨先生究竟是如何来认识、判断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关系中的中国的呢，他的依据是什么？我猜大约有不少人和我有相同的疑惑。有一次我和越光谈起这些令我困惑的事，他给我讲了几桩他和杨先生之间来往的故事。有一回他和杨先生谈到文化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越光介绍了梁漱溟生前未出版的著作《中国——理性之国》一书，杨先生极有兴趣，说一定要去找来读。但此书只收在《梁漱溟全集》中，没有单行本（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收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页201-486），越光便为杨先生复印了此书并快递给了他。两天后，翁帆微信说杨先生认为此书很有深见，杨先生也给越光电邮说“是好书”。这一年杨先生97周岁，越光说杨先生这种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是他的榜样。也是在这一年，越光送他自己新写的《谦卑》，因为此书是中法跨文化命题作文，法国作者〔冉刻（Michel Zink）〕是从“羞辱”的角度来展开的（陈越光、冉刻Michel Zink著，金丝燕译：《谦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收到书的第二天下午杨先生给越光回了邮件，他这样说“your article reminded me of the attached 1997 article.”（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附件给你的1997年的文章）。他给的附件是1997年7月20日发表在《明报》上的他在香港回归时的一个演讲，讲了中英两国都是雪了国耻，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的耻辱，同时是英国的羞耻。为此他引用了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947年的一本小书‘Civilization on Trial’（《审判文明》）中说到母亲告诉他有关鸦片战争的事情：“给了我赎罪性的羞耻感”，此外杨先生在演讲中还讨论了美苏中三国的状态以及中国文化的韧性对于中国前途的影响（陈越光、冉刻Michel Zink著，金丝燕译：《谦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此后就汤因比的文章杨先生和越光还有更深入的交流。

听了越光的小故事，我想起了谚语：“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意识到这一点，我对杨先生的观点来自何方，他对政治和文化有多少发言权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于这些问题，他的态度犹如一个物理学家追寻宇宙定律，即便他已将近百岁，仍然在学习、了解、追寻、探讨中，他始终在路上。

百年一瞬，华彩长存，我们深深祝福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