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由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等跨文化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跨文化对话》第49辑近期出版发行。《跨文化对话》是在中国文化书院四十年发展历程中诞生的一份纯学术期刊。1998年创刊，中法合办，迄今已有26年的历史。半年刊，每年两辑。CSSCI。商务印书馆出版。《跨文化对话》第49辑汇集中法学者跨文化学研究的新成果，围绕五个话题展开：一是AI与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三是中欧高校人文学科史及其跨文化概念的历史形态，四是法国中世纪史诗研究、圣本翻译研究等经典问题回顾，五是跨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诗书画研究的差异与问题。本辑论文的来源，部分近期欧洲汉学国际会议学术报告的修改稿，部分是我国学者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
作为OpenAI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使用一种名为“Transformer”的人工神经网络，通过海量文本数据的预训练，具备了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可以理解和回答各种形式的语言输入，是目前最先进的对话系统之一。在高教育教学领域，ChatGPT的应用影响深远，有人认为可能引发高等教育教学全局性甚至颠覆性的重塑，亦有人对此智能工具的使用持否定态度。客观认识ChatGPT的优势与问题，分析、研判并主动应对其在高等教育教学领域可能带来的变革，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法]米歇尔·冉刻（Michel Zink）《法国中世纪史诗研究》（崔欢译）
法国中世纪史诗《罗兰之歌》是欧洲七大史诗之一，是世界瞩目的法国文学瑰宝。作者使用牛津大学《罗兰之歌》手稿原本，重新研究和阐释法国史诗，指出其历史价值有三：一是在文学模式上，摆脱宗教文学的拉丁语模式，转向罗曼语的文学模式；二是在体裁结构、地理分布和创作形态上，由奥尔语纪功歌和南部游吟诗人的奥克语抒情诗组成。作者对法国史诗的研究，回归原文，使用经典与民间两种文本，根据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文学空间，更新以往的理论成果，继续加以增补、拓展与细化。
陈越光《洞察时代 传承学术 理解人生——“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首讲致辞》
“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展示20世纪学人在时代变迁中追求真理、潜心为学的学术人生。20世纪是一个大时代，鲁迅说，所谓大时代，不是生，乃是死也。大时代是生死相交，面死创生的时代。今天常有人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大时代，是时代的一座山压在所有人身上，冲破是生，压垮是死。大时代能淬炼出一种大智大勇。大时代的学人会把这种大智大勇贯穿在学术境界中。我们传承学术，需要洞察时代。“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系列要讲述的当代学人，都是穿越了大时代狂飙巨浪的学术大家。他们从大风大浪中走来，身上不可能滴水不沾，所以，我们洞察时代，传承学术，还要理解人生。
饶宗颐与其一以贯之的国学的方法论是分不开的。通过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自己的多年学术实践的总结，饶先生在方法论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他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他通过文化互鉴的方法来论证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印度、古巴比伦有着不可割舍的相同点和联系。其方法论还包含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即用目录学的方法来串联材料，触类旁通的方法；用训诂学对对古文字在字形、字音、字义等的考证。
(作者简介：郑炜明，香港大学高级研究员；邵友伟, 黑龙江大学伦理学博士研究生)
[法] 米歇尔·西班牙（Michel Espagne）《文化转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和认识论的贡献》(董晓萍译)
艺术现象由文化相遇构建，而这种相遇要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观察到。艺术史正是研究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上艺术跨国传播的学科，同时也研究在传播中如何保持自我特色。在这类研究上，文化转场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它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关注概念史，以及概念在多语言及其多元语境下进行，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又具有不同的意义。概念史对文化转场的历史和学科的认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认同的系统性和系统性的语义修订对文化转场研究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调查空间，在学科建设上，在起步阶段，要注意多语种的外语教学和多元文化史的教学。
王一川《朝向美感文心的学科未来——中国文艺批评学科介绍》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学科诚然一直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但同时始终离不开来自世界文艺批评学科的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从而产生出不折不扣的跨文化品格。现在通行的中国文艺批评（本名文艺学）学科是关于文艺和文艺批评的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次级学科之一，七十多年来先后经历了苏联影响时段、欧美影响时段和中国化时段，有着跨性品格（即跨学科性、跨文化性和跨门类性），有待于将美感制度与中国古典“文心”传统交融起来。
学科建设是在中国与世界科学文化接触和关系变迁的趋势中出现的一次重大转折。它通过划分学科和建立学科的途径，将中国传统书院式教育，改为现代学院式教育；将中国传统国学文史哲不分家的“先生”式的教育模式，改为由“行政”和“先生”双管齐下的教学科研模式。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对历史传统和现代国家科学文化事业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学科建设搭建研究平台、科研攻关和培养人才的优选方式。学科建设也不能缺少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能够带领团队为学科建设勇敢地担当和坚定地付出，推动学术发展，使学科建设更为持久。还有三点也很重要，即拥有学术命题、经典著作和团队集体优势。
徐仁（Jen Hsü，1910-1992）是我国著名的古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他应印度古植物学权威沙赫尼（Birbal Sahni，1891-1949）教授之邀，1944年赴勒克瑙大学留学。1946年，徐仁被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不久回国。1948年，他再度应邀赴印，担任印度古植物研究所副教授兼任代所长，成为近现代中印科学技术交流史以及近现代中国留学史画卷中的罕见代表。1952年，徐仁归国。本文搜集海内外的相关档案、日记、报刊、传记、手稿等资料，梳理徐仁两赴天竺的具体经历，揭示徐仁在近现代中印科学技术交流史上所做出的具体贡献，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留学史中的标杆意义。
[法]金丝燕《圣本翻译与公元五世纪中古汉语的形成》
印度佛经圣本翻译研究，涉及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与之相关的研究有中国文言文的汉译本与语义学，跨文化的文化转场理论等。佛经汉译历时一千五百余年，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长时段、多层面的研究平台，可以推进这方面的交叉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当然也需要代代有识、有心、有志的学人接力。本文以印度佛经圣本《长阿含·转轮圣王经》的翻译为例说明。
翻译不是“翻拍”。一本含英咀华的书，唯一真实的书，以通常的含义而言，一位伟大的作家不需要把它创造出来，而只需把它翻译出来。从东方看西方，从另一个生命，另一种语言文化，细心察看诗人心底暗藏的隐秘。一个作家的职责和任务就是一个翻译家的职责和任务。
高博《在翻译学视域下的“金蛇王权”：在真实与虚构中重构晚明》
《中华大帝国史》一直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西班牙修士门多萨在16世纪的西班牙语语境下，把大明皇帝独享的权力符号——“龙图腾”误读与误译为了一种用金线绣成的蛇纹饰，由此引发了汉语学界关于“以蛇译龙”问题的讨论，我们把这种“他者”塑造的权力符号简称为“金蛇王权”。尽管相关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这个错位的文化转码符号，但他们却并未对这一概念的文化表征意义，及其在欧洲语境下被合法化看视的过程进行解读。因此，本文就以“金蛇王权”为逻辑切入点，对此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金蛇王权”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改写的符号结构，其隐喻了一种16世纪欧洲视域下的他者之正面中国形象。而明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被欧洲视作一种优越的异质文明并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一现象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等多重历史经验的统合中，对中国的重新发现。
吴泓缈《兴：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朱利安论中国诗的“曲则通”》
法国哲学家兼汉学家朱利安在《迂回与进入》一书中，用两章讨论《诗经》中的“兴”。他回顾古今阐释，对照西方文论的核心概念，发现“兴”与别的创作手段相比，更能揭示中国诗歌现象的本源。西方的理路是精神界统辖现象界，或由感性上升到知性；中国的“兴”是“景”与“情”的相遇有感，如阴阳之相生相伴，诉诸感情化去隔阂。“兴”所代表的文化原型从根上规定了中国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照亮了他们的意识与现实的关系。
中国笔墨和中国园林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接不离、互动相生的关系，形成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和张力，正是欧洲历史中所不具备的，也为迄今为止我国园林史研究著作很少提及。中国千百年的造园艺术在19世纪以后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成为了文化遗产，中国千百年来的书画笔墨也同样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成为了文化遗产，两者之间不同的结构性差异正在消解，以至于极具特色的中国文士阶层也逐渐解体以至消失。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水墨画家出现画园林写生热，中国园林成为画家眼中单纯的审美对象，而中国笔墨也成为比以往更为单纯的形式语言，远距离地看，正所谓“呼应相生，双峰插云”。
王圆中《禅会图意涵源流考证——中日文化互动中的禅宗绘画概念演变》
在禅宗绘画的研究中，一类名为“禅会图”的画作逐渐为各国研究者注意，但其概念自日本学者提出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厘清。本文梳理了古代文献中“禅会图”与“禅会”意涵的演变。“禅会图”在北宋最初出现时，是一种描绘真实集会的画作；南宋时期出现与临济宗杨岐派有关的系列“禅会图”，并随着入宋僧传入日本。虽然当代日本学者认为“禅会”是一种人物画的分类，表示僧人与俗人问答的场景；但本文在考察文献之后认为“禅会”自出现之后主要表示禅宗法会，“禅会图”的命名很可能是表示图像的功能性和所在场所。
以“握天镜”、“秦失金镜”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性镜隐喻在我国南北朝到唐代之间成为意指帝王拥有政权和失去政权的修辞惯习，大约在6、7世纪之间通过纬书、《文选》和部分类书传入日本，频繁使用于政治应用文中，对天皇制国家的建构和古代神道教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表现在于天皇即位仪式方面，始于持统天皇时期的献镜仪式是依据“帝王握镜”隐喻而设计的环节。其次，日本依据帝王握镜隐喻编创天照大神赐镜神话，以解释了天皇拥有镜的缘由，反映了持统-文武天皇时期祖孙两个君主并存的政治格局。同时，古代日本政权出于政治目的没有接受表达政权灭亡意义的“失镜”隐喻。
刘淼《文明互鉴视阈下中俄图书出版的回溯与启示——基于二战期间两国主题图书出版的实证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恶劣的出版条件下，中俄两国仍然克服困难，通过图书出版相互引介与学习，为构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依据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具体图书出版数据，从品种数量、选题和翻译作品三个方面，回顾这段特殊的中俄图书交流史，探讨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借鉴与启示。
作为一直追求诗歌大众化的诗人，田间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民间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似乎很少涉及到外国诗歌对他的影响。但事实上，田间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之间存在着很多隐形的关系，其作品不仅间接受到了外国诗歌的影响，也直接与外国诗歌的汉译本有关。与此同时，田间具备学习和借鉴外国诗歌的能力和条件，他对外国诗人和作品的评论显示出他对外国诗歌的精深理解，他本人也从不避讳谈论外国诗歌及其带给自身创作的启示。了解田间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的关系，有助于丰富对田间诗歌创作来源的认识。
亚当·沙夫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学术活动对欧洲学派的影响，其立足全球视野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反思，都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价值。重估亚当·沙夫的思想，不仅可以检视其与马克思主义欧洲学派的学术关联，还可以反思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对中国学术的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的亚当·沙夫，关注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经由概念翻译展开政治诉求，由此，他的人本主义立场在理论实践中得到贯彻。基于此，回顾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状况，并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对应中国本土问题，将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葆有鲜活生命力不可缺少的部分。
魏丽明等著《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是近年非洲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对东方（亚非）文学学科发展史和非洲多种语言文学史进行了宏观梳理，也提供了不同国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与中非文学交流史料，在一个更为宽阔的阅读平台上，让人欣赏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的绚烂多姿。
发布时间：2024-03-21 10: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