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于2024年11月29日召开年会，宣布该年度奖项。其中斯塔尼斯拉斯•儒莲奖章（Médaille Stanislas Julien）颁给金丝燕女士的论著《刘勰的诗学：一部古代中国文学史》和金丝燕/汪德迈合译并注释的《文心雕龙》。

金丝燕，北京大学西语系七七级本科生，八二级研究生，一九八四年留校，任教于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一九九二年获法国巴黎索尔邦第四大学法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东方学特级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法《跨文化对话》期刊副主编，与乐黛云、董晓萍主编中法《远近丛书》。

在2024年11月7日举行的中国文化书院40周年纪念封首发式暨《跨文化的一颗星：汪德迈》新书发布会上，金丝燕教授发来了题为《汪德迈，为了跨文化学科的发生地在中国》的视频致辞。以下为她的致辞全文。

汪德迈，为了跨文化学科的发生地在中国
金丝燕

2005年4月的一天，索尔邦大学笛卡尔阶梯教室，汤先生介绍：“汪德迈，法国第一儒，如果不是唯一的。你要让中国知道他。” 就这样，汪老进入我们跨文化的故事。

那时，我家在拉丁区维克多·古善街。通常，周日八点半，汪先生到，我们翻译汪老论稿和 «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汪老眼睛不好，我配备桌用大屏幕。如此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告诉我，中国大学师生共在校园，这样做学问的环境和师生关系他很向往。希望去住一段，有年轻助手，也可培养他们。

2010年夏，北大勺园咖啡厅，张西平、荣新江教授，我们见面讨论如何让汪老实现这一愿望。决定2011年11月15日到2012年2月15日来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讲学。每周一次，两小时。听众是哲学系与中文系硕士生、博士生。哲学系派助教一位，协助汪德迈先生日常活动与汉译本工作。

汪老如愿来北大。汪先生第一次表示，他的藏书要全数献给北大，放汤先生藏书旁侧。汤先生欣然接受。

2011年12月17日周六，上午九点在新第五教学楼429室儒学所，乐老师为《跨文化对话》主持“世纪对话：文化互补-汤一介-汪德迈对话”，陈力川作全场翻译。我们请北师大董晓萍、赖彦斌二人来录制。这是北师大初次加入《跨文化杂志》活动平台。

对话中，汤老师谈中西互补问题 ：乐先生老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为什么我忧心忡忡呢？我一方面怕失去我们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也怕我们不能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不能不忧心忡忡，中国文化今天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常常只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皮毛，没有吸收好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汪教授的对话使我很受鼓舞和启发，因为汪先生在寻找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中国的科学本应该发展得很好。

汪先生回应 ：我同意汤一介教授的意见，1957年我在越南河内任职，那年我受邀去柬埔寨金边参加一个会议。在这个会上，印度学专家斐利尤萨（Jean Filliozat）在会上大谈印度的佛教，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站起来说，印度已经没有佛教了，印度佛教已经消失了，佛教是中国的。中国佛教的代表是禅宗，禅宗实际上是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吸纳了佛教以后产生的一种思想。

用古文上课，汪老喜欢这样的校园和书童陪伴的生活。那时，我来北京开世界孔子学院大会，去看他，出来开门的老人着北京式样的羽绒服，戴着帽子，以为是北京老人。这件外套从此是他在巴黎的冬衣。三个月很快结束，他不舍得离开。我陪他在行前与六号楼早餐厅步行上下楼梯，与服务员一一告别表示感谢。

在北大研修基地上课、与汤一介先生的对话，这两个事件让汪德迈先生作出决定：继续为汉学和中国学写书。《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 ：占卜与表意》、《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和《中国文学，非凡的文学》依次问世。

2011年春，索尔邦广场书桌咖啡馆。汪老自北大返回巴黎。我们翻译《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汪老的书写和我的翻译逐段进行，他希望法文本和中文译本同时出版。乐老师希望在跨文化对话平台丛书，交北大出版社。她的学生张冰时任副总编辑，是张文定总编辑的助手，两人对乐老师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张冰介绍北大法语系毕业的编辑初艳红负责此书。乐老师说：“可以完全放心的。汪先生的书会给跨文化丛书增加力度”。此书于2013年和2015年在法国和中国相继出版，时隔两年。

2015年8月，星空下，敦煌石窟前，敦煌的沙地上，傍晚。散步。汪老说：“若上天继续给我光明，我要写一本小书，《中国教给我们什么？》”汪德迈汉文化圈的提出，启示是：长时间、大框架为研究的维度。汪德迈汉学的贡献：把汉学推向东亚汉学，回应二十一世纪大文明史的世界思考。同时突破法国汉学的传统：16世纪和17世纪的文化介绍，18世纪的佛学，19世纪的文字，20世纪的思想研究，汉文化圈。他的视野何以可能？第一，不满足做专家，不做日本式的学者，做架桥人。他说，”伯希和是优秀的文字家，我是思想家。” 第二, 提出问题，不理会答案。

四年后，《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由法国加利玛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相隔一个月。

2018年4月，我们出访北京师范大学，汪老先去故宫城墙根，看看我告诉他的钱穆写稿旧地。1933年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每天来此撰写他的《中国思想史》，在此地一家小茶馆，坐半天写讲义。根据钱穆先生的描述，我们找到了地方。但红墙之下，只有空地了。面对城墙，无语。长时间的沉默后，汪先生说：“我为写作而活着。我的老师饶宗颐九十岁封笔，我要继续写下去。”

那一天早晨去京师大厦餐厅吃早饭，汪先生站在大厅屏风前，停住，说 ：“我的下一本书将写《中国文学——不平凡的文学》。”

汪德迈预言：“从文化上看，一种与西方相媲美的文明将伴随着新汉文化圈的出现屹立于世，它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成就上与西方鼎力而足，但所依据的价值体系、社会意识、世界观念则独具特点。与300年来西方独尊地位所创造的神话相反，发达与西化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汉文化也许是世界上最难渗入的非西方文化，我们对此并无充分准备，而且，从汉文化世界而来的接近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忘记了还需要努力开通向他们的道路。”

因此，汪德迈问：“我们今天的世界，对这个文化圈将在明天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作何期待呢？”八十年代，汪德迈的问是孤寂的，没有回音的。

今天呢？